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并未因“十四点计划”和“凡尔赛体系”而实现永久和平、抚平战争创伤。对于战败国来说，一战的结束反而是另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一战正式结束到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署之间的“战后”欧洲，是地球上最为混乱的地区。内战交织着革命和反革命的厮杀以及新兴国家间的边界冲突，遍布从芬兰到高加索的暴力冲突导致近1000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受伤。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纳粹主义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兴起，并由此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一战虽已过去百年，但其直接后果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战后欧洲的失序、战乱和血腥暴力的发生？都柏林大学罗伯特·格瓦特教授在其《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中，用丰富的史料和细密的论述揭开了那段不堪回首而又发人深省的历史。

一战后的欧洲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如苏波战争、希土战争等；二是在俄国、芬兰、匈牙利、爱尔兰和德国部分地区爆发的内战；三是政治暴力所引起的社会和民族革命。

一战导致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国解体，帝国崩溃和民族国家兴起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在“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刺激下，一大批新兴国家涌现出来，为了争夺土地、资源、人口而相互厮杀。可以说，帝国的解体在欧洲制造了新的“暴力边界”，“领土修正主义”让欧洲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纷争不断。尽管想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但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仍是些小型的多民族帝国，它们和哈布斯堡帝国时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仅仅是疆域缩小和民族层次结构翻转了而已。

列宁曾说，“战争引起革命”。的确，如果一战没有爆发，仅仅是国内的政治动荡或民众反抗，不太可能导致沙皇政权彻底崩溃。战争引发的多重危机特别是食物危机加剧了社会紧张，俄国首都由于面包短缺而引发的抗议成为推翻沙皇统治的直接导火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自1789年以来通过革命运动第一次接管了一个国家，革命和随后席卷全国的内战，把相互作用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迅速传播开来。犹太人是内战受害者中特别突出的群体，但事实上，冲突影响的是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和社会团体，由此推动了一场为生存而战的原始斗争和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暴力复仇。

一战后的欧洲，对暴力的推崇、丧失人性的复仇意识以及堑壕战的经验把人们对暴力的认同推向极致，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社会中都形成了一种野蛮性。它犹如被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怪兽，引发了一系列相互关联、但逻辑和目的较之一战都更加危险的冲突。与一战那样以迫使敌人接受和谈条件为目的的战争相比，战后欧洲的冲突更加肆无忌惮。它们是你死我活，以全部消灭敌人为目的战争。在此过程中，各种政治派系的民兵为自己的利益承担起了国家军队的角色，他们所实施的杀戮使朋友和敌人、军人和平民的界限变成了可怕的模糊不清。这突破了宗教战争以来欧洲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进行区分、把敌人当作“正当的对手”以此对武装冲突进行约束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冲突中，死亡的平民人数往往超过士兵。

战败引发了战败国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而对战败国的掠夺导致了新一轮的复仇主义。《凡尔赛和约》未能平息一战所引起的愤怒，一战的惨烈以及战后战胜国对于战败国敲骨吸髓般的掠夺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可以回到战前的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状态，而在“挽回”失地和人口的渴望驱使下，暴力修改条约也成为极端主义势力蛊惑民众、夺取政权的最好旗号。

一战后的欧洲，清理“内部敌人”的逻辑大行其道。与停战相伴随的是四处蔓延的革命和政权的暴力更迭。只要权力出现真空，那些民兵就会按照对暴力复仇的想象去实行。而一个国家对其内部敌人的战后“清扫”，往往被视为其重生的一种必要前提、一种暴力复兴的形式，它可以证明战争中牺牲的意义，不管是战败还是革命。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