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
2020年08月21日  |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20年第5期  |  阅读量:5602

但自新世纪始,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关系日显疏离,“大西洋越变越宽”,中国崛起则拉开了世界权势东移的序幕。由此带动东北亚复兴、东南亚振兴、印度崛起,亚太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而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台海地区安全形势起伏不定,则使亚太同时成为全球潜在军事冲突的高危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和基本国策。受此驱动,俄罗斯“南下”,印度“东倾”,澳大利亚“北上”,日本“西进”,连欧洲也远道而来,宽阔的太平洋不仅骤然变得拥挤,而且从此更不太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量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新冠疫情首先大规模在中国和东亚暴发,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而中日韩率先控制疫情,中国、韩国等国防疫卓有成效,树起全球标杆,则凸现出东亚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使亚太之崛起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而具有亚洲文明复兴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东亚合作的动力再度趋强,“东盟+3”机制重被激活,亚太地区的综合性、复合型优势更加凸显。

反观其他区域板块,莫不黯然失色。曾经自诩进入“后现代”的欧洲,近年来连番遭遇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冲击,此次又在疫情危机中暴露短板缺陷,连欧盟的存废都开始被认真讨论,“西方的缺失”成为历史之问。中东板块因美国撤军留下的战略真空以及俄欧控局有心无力,导致域内各大力量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都有大国雄心同时又都难脱颖而出。而国际油价低迷、惨跌甚至一度惊现“负油价现象”,则使中东地区加速进入“黑暗时代”。远离全球地缘中心的拉美和非洲板块,疫情之后综合影响力也一时难以提升。

可以预见,疫后的经济复苏将更加依赖亚太地区的经济状况及供应链、产业链,国际安全也会因美国“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而进一步聚焦到这个区域,南海、台海局势的暴风骤雨已显征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经营亚太也即中国的周边,如何将“一带一路”首先在亚太地区走深走实,如何应对潜在军事安全冲突的风险,均是中国对外战略在疫后必须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全球化遭遇逆流漩涡,全球治理面临空前危机

从分散走向整体,既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国界,使全球连成利益攸关的经济体,社会主义革命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思想的力量无远弗届。冷战结束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则真正使全球互联互通,人员大流动,经贸大联通,“地球村”概念应运而生。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趋势如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已然汹涌澎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也阻挡不了。

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相伴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如,全球化大潮究竟流向何方,终点何在?各国是只追求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要关心结果?全球经济一体是否意味着政治也要殊途同归(如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痼疾暴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呈现出的效率、活力和生命力,自由市场经济不必然走向西式自由民主,越来越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时代之惑,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同西方战略界所期盼的政治全球化不会同步。另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如果不同一国国内政策相协调,必然导致国内发展不平衡和全球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不加以重视或者没有结构性改革去修补,对内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对外则助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冒险主义。“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正是美国过去近20年未能展开因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结果。而特朗普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顺应全球化的方向进行内外战略调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维做反全球化的动作,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脱钩论”、“产业回流论”等等。其结果,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国际紧张。

从全球层面看,经济、信息、资源的全球化发展理应同步催生相应的全球治理,但事实上全球治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资金、人力、机制远不敷所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明显不相称甚至脱节。在应对金融或经济危机时,IMF、世行作用有限,各国央行成为主导性力量或先遣部队,其结果,各国以争相采取金融刺激或减税等财政措施发挥作用,无异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终会酿成恶果。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成灾,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世人,本应倒逼各国重新思考和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却差强人意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政要,不是积极推进“全球化2.0”和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滥为镜鉴进而强化领导责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将其视作是全球化之错进而加速反全球化的政策推进;不是寻求大国合作或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认定相关产业“在地化”“区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动产业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诋毁世界贸易组织的功效和贡献,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

目前,对全球化的前景作断言式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历经数百年的全球化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国有识之士对此心有戚戚,少数政客们的逆势而动好比蚍蜉撼树;各国面对疫后世界的反思还没有深刻展开,所谓“脱钩”“回流”最终知易行难,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在大灾大难过后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行大盘点、大反思、大检讨,从而做好准备再出发,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是尊重历史、顺应时代的正确选择,应该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曾经西方心仪而目前或弃之不顾或有心无力的命题,中国则可以“旧瓶装新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充实完善,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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