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制度、模式、科技之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核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及崛起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应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丛生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破损。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争嬗变为当前中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蓬佩奥、纳瓦罗、班农、金里奇等美国反华人士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一开始即剑指“中国制造2025”、国企补贴、结构改革等，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体制或政治。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原本应该成为两国暂时休战、理性看待各自国情政体的战略缓冲或时间窗口，不料新冠疫情瞬间打乱这一节奏。

面对疫情，中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央地一体、相互帮扶、公共医疗、社区管理、以人为本，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同美欧暴露出的党派对立、自由泛化、政治极化等制度短板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不愿承认制度衰败或政策失误，必然加大对中国污名抹黑以掩饰自身不足，比如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借抗疫外交“实现地缘战略野心”，宣扬“意识形态胜利”，等等，正如有西方媒体所言，新冠疫情正演变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一场战略较量”。如是，则是国际政治的大不幸。事实上，各种制度各有优劣，中国既坚决反对将西方制度强加于己，也不会盲目推销自身制度模式，追求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张各国文明互鉴，世界丰富多彩。

疫情再次显示科技的力量。中国之所以较快稳定局势，控制局面，得益于近年来相关科技创新和发展，包括大数据、健康码、快递、疫情查询系统、追踪数据链、电子支付系统、网格化管理等等，这些相对西方有比较优势，势必刺激西方加大调整。但受制于民意和选举政治，以及所谓自由、人权的绝对化，其调整将相当困难。反过来，正如已然全面展开的那样，美国会一面加速科技脱钩以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一面加大对中国所谓“科技伦理”“数字监控”等方面的指责。高新科技的争夺和竞争恰如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七 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甚至新中国成立70年乃至鸦片战争以降160年，摆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恒久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百余年来，中国既被欺凌遭受屈辱，又奋起抗争赢得尊重，中外关系的个中滋味，唯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改革开放的40年，也恰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塑的40年，其主题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崛起被理解为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郑必坚语）。

随着中国持续超高速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政治自信和战略主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简言之，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的转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然彼此交融，深刻联动，从过去中国单向的“融入”，变成现在双向的塑造，中国不仅是融入世界，还要“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还要接纳和拥抱世界反向对中国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思想基础，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阶段性目标，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追求，五位一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整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新框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对世界的参与、引领同时，美国则选择“战略收缩”“美国优先”，中美两国同世界关系的逆向发展态势，颇具历史讽刺意味。其结果，美国不是从历史的进步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局，而是以战略警惕的心态揣度中国的意图，进而采取高压的动作进行封堵遏制。班农等人甚至将“一带一路”臆想为中国在糅合西方三大地缘战略理论，实现全球“地缘战略野心”。无独有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世界投桃报李式的援助，也被污称为借疫情“实现地缘战略目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由此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一次再出发。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没有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面貌，只是将其搅动得更复杂更多面；也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毕竟，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时刻，并且开始有计划复工复产；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战略布署仍在有序推进——但是，中国把握机遇的难度会变得更大，而风险挑战也会明显增多。关键在于，在各国深陷疫灾，全球共同抗疫的特殊时期，中国在力所能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前提，也是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再出发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回望来路，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此只能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废。其次必须整理心情，轻装上阵。在“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收官之际，应该稍事休整和停顿，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寻规律，从而为接续冲刺“第二个一百年”创造条件；再次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网络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左右冲撞的乱象及时梳理、整顿、引领，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认识，“第二个一百年”再出发必然异常艰难。最后必须摆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列举的种种国家安全问题，表明发展需要以安全为保障，否则对外有可能面临半渡而击的风险，对内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一夜归零。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发展则需要加一个前缀，“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袁 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