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
2020年08月21日  |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20年第5期  |  阅读量:5554

疫情突发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界工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娱乐中心美欧,均遭重创,亚非拉各大板块莫不伤筋动骨。世界主要经济体GDP 10%~30%不等的衰退,20%左右的失业率,均是数十年未见之惨象。世界经济衰退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已是国际共识,下一步会否跌入1929~1933年式“大萧条”,则见仁见智。更可能的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糟于2008,好过1929。1929~1933年“大萧条”持续时间长,最终甚至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体系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目前看,本轮危机导致上述狭义上的“大萧条”还不至于。但以常规的标准衡量(经济衰退两年以上、实际GDP负增长超过10%),陷入一般意义的经济萧条则非常可能。这大体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疫情发展。目前看,疫苗研制还无定数,投入市场至少还需1~2年,期间疫情还可能在印度、中东、拉美、非洲次第暴发,中美欧日都存二次暴发风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求链重新整合遥遥无期。疫情不除,经济无望。二是国际合作。如果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峰会适时启动,并催生广泛深度的国际合作,则世界经济短期恢复并非天方夜谭,毕竟美国金融体系依然坚固,中国经济韧性异常强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面总体无大碍。但遗憾的是,疫情期间大国合作为竞争对抗所取代,促进经济发展最宝贵的信心大受冲击。如果疫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尤其是美国依然大打贸易战,甚至强制性要求诸如呼吸机等产业回流,形成“现地生产、本地消费”新模式,或则无限度对华索赔追责滥诉从而引发国际政治新混乱,则全球贸易将继续下降,对外投资继续萎缩,世界经济的明天只会更糟。如是,大萧条难以避免,只是表现形式、灾难程度和持续长度有所不同而已。

全球化时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国都在一条船上。唯有祈愿对方好,才能自己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坚。G20视频峰会是主要经济体尝试合作的开端,未来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大国关系继续分化重组,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与牵引力更加凸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国关系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本轮分化重组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动中美俄欧印日各大力量战略互动,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演变。

疫情之前,中美关系已然生变, 美国对华接触让位遏制打压,两国战略竞争盖过战略合作,经贸摩擦、地缘博弈、涉台港疆藏斗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常态,“新冷战”之声不绝于耳,“脱钩”之势加速演进。新冠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减压阀或黏合剂,但阴差阳错,反倒成为加剧中美博弈的变压器、加速器或催化剂。其中有双方疫情不同步、情绪化互怼等偶然原因,但核心因素还是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遏制。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推波助澜,为确保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对华“甩锅”,转嫁矛盾,极端势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压中国。冲刺大选的民主党拜登阵营也被迫加入对华示强的竞赛表演。可以预见,疫情、选情叠加下的中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反华强硬派所期待看到的中美敌对状态正步步变成现实。

但中美对抗不会演变成冷战式的两极对立或阵营对垒。一则因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二则因为美国同盟体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欧美对华政策不尽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继续扩大,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三则因为中俄关系总体坚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难以成真;四则因为日、印总体上仍希望左右逢源,两头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不会走向“新冷战”,也成为不了“两极”。更可能的前景是,美国加紧构筑排华的“小圈子”,在金融、经贸、科技、产业链、国际组织等领域“退旧群”“建新群”,将中国事实上阻隔排除在外;中国则把“一带一路”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做深做细做实,另辟蹊径,绝处逢生。由此世界可能形成分别以美中为核心的两个经济圈。其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两极对立”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无法做到完全“脱钩”,竞争中有合作;他国无法完全依赖一方,合纵中需连横。

在此情形下,中美竞争博弈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会因为美国大选结果而有根本改变。美欧日在联合制华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欧日在挖掘关系潜力方面有巨大动力;美俄走近有策略需求,但中俄合作有战略驱动;美欧同盟关系基本格局一时难改,但彼此隔阂裂痕会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逐步缓解,中印关系稳中有忧。美国自毁形象,世界不指望其继续领导;中国大而未强,一时无法也无意替代美国;俄、欧、印等力量都不具备引领全球事务的能力或意愿。国际格局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呈现“无极”“战国”“过渡”乱象,大国合作难度明显加大,中小国家被迫抱团取暖,在各自区域自谋出路的趋势可能有所加强。

总体看,中国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这既是近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使然,也是作为战疫“大后方”为全球不断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担当赢来的地位。但有利位置不等于战略优势,疫情的演变、战略或策略的运筹、对外交往方式的运用、各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存变数。一旦美欧疫情发展超出其心理承受极限,已然酝酿、炮制中的对华问责、索赔、施压声浪势必更加高涨,一批长期反华仇共人士必乘势而上,借疫情大做文章。中国本已木秀于林,此次又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刻,被围攻追缴的风险不能小觑。尤值警惕的是,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因疫生怨,对华态度蛮横,加之被外部势力利用,债务减免、索赔问责之声也由小变大。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数十年未见的新态势。

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一步变化,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更加明确

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和全球化铺展以来,全球地缘战略中心在欧亚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地带轮转。二战结束以致冷战终结后一个时期,大西洋地区占据中心位置,美欧携经济、军事、政治优势,高呼“历史终结”,大举“北约东扩”,呼风唤雨,主导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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