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以往，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未涉及经济增速目标。这是对中国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前瞻性部署，也是务实、深入分析当下经济形势的果断决策。

一方面，疫情之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挑战期。现阶段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未来国际贸易链的潜在“断链”，当今经济形势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全球化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作为过去国际间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遭遇阻碍，市场信心萎靡，中国政府跳出以往“唯GDP”论在名义和数字上的竞争，而是切实做好当下疫情防控、积极发展和扶持实体经济，不在“数字”上做文章，在“硬核”上花大力气。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切实改善民生问题。在消费端，刺激和把控新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未来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布局。短期来说，疫情下的民生问题，代表着中国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能不能重新起航的信心和信号；而长期而看，普惠民生的战略将成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在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形成新经济增长源生动能。

具体而言，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六稳”“六保”进行积极部署，财政部拟提出的两万亿财政资金，全部下沉到“六保”任务用途，主要用于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从而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是以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重要标准，疫情冲击和产业链潜在威胁的倒逼下，切实保证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是保障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根本，这需要更高效地配置要素市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优化市场结构的新目标。

财政支出有保有压：扩张财政保住民生，压缩非必要开支，避免结构未来失衡

财政部部长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预计分别超过18万亿元和24.7万亿元。一收一支，多出来的逾6.7万亿元就是释放出的财政资金，比去年加大了力度，做好了对冲，实现了积极。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努力做好“六稳”“六保”的民生之本，当下最为紧迫也是最具前瞻性的要点，就是要拉动和保住民生问题，把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允许财政扩张。

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地方政府，助力基层脱贫是不改变的如期目标，努力保障和维护新增的特殊需求，保障健康投入和医疗卫生投资，积极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收入保障，通过财政作资金为缓冲，努力保障市场主体，促进和完善市场和政府良性互动的机制。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提出要节省大量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坚决监管财政资金挪用问题。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问题必须值得注意，财政赤字助力于市场结构性调整和优化，货币政策需要予以配合，适时调整而不是积极扩张。在完善和保障民生问题的前提下，坚持房住不炒的重要理念，坚决遏制过去货币扩张所带来的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后遗症。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做法，虽然在一些发达国家有一种理论的基础(现代货币理论MMT),也能带来金融市场一时的繁荣，但他们这种刺激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基本面，反而扭曲了金融市场价格信号，造成过度消费、过度投资的资源错配问题，一旦受到疫情这样的外部冲击，靠金融市场的泡沫推动的经济复苏格局立刻就会瓦解。

部署新增长极：弥补短板、稳中求进

这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巨大的冲击，中国应该夯实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核心竞争力（高附加价值）的地位和范围，从而在高科技领域（尤其在疫苗研发、人工智能等方面）引领世界产业链的重构和升级，以及配套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模式的推广，以此确保进一步对外开放。吸引更多长期价值投资的海外资本流入，充实自身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去抵御资本外逃的风险，这也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基于产业链的领导地位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更多的应用场景。

积极实现区域内务实合作。基于地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通过务实合作，应该着眼于错位发展，通过互补性发展，着力打造高端服务业。以长三角为例，浙江的民营企业，拥有巨大的小商品市场需求，江苏的制造业公司，也有产业链上的合作需求。而上海可以依托自身消费市场和品牌集聚的优势，完善和配套前端和后端的消费服务，在线下做好客户功能和体验式的服务，从而促进其他企业的线上货物交易。区域内的深度合作，上海的服务业需要错位发展、异质性发展，服务制造业企业的上下游两端，不是抢占蛋糕而是合作做大蛋糕。

积极部署和加强价值链金融。以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科技金融为具体模式。内在价值链金融其高效的运行机理、各行业的高相关性参与模式、上下游生存依赖，结构优化会内生性地被市场力量引导到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和优化机制。提供高质量发展空间，价值链金融势在必行。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打造价值链金融

1、稳增长，促进政府市场互动

切实落实中央对于转化经济增长目标为“六稳”“六保”目标，防范资产泡沫后遗症。当下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提出，可能带来地方政府靠传统政绩驱动的工作模式无法维系，未来的关键点是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和“放管服”的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功能，从而进一步盘活存量资源、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虽然未来的经济着力点和过去不同，不容易很快出现容易评价的GDP增长的政绩，地方官员因此可能出现不作为的问题。为此，我们要严防专项资金的挪用，要真正做到普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避免同质化的金融投资问题，否则，最终只会带来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杠杆率提升，资产泡沫等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代价后果。

培育营商环境，促进政府和市场良性的、有机的互动。国家对市场的支持应该注重营造营商环境和增加市场活力。营造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而不是追求高收益的资产回报率。内生带动市场活力，在疫情期间积极保护和扶持市场主体，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政府的扶持在未来实现各企业创收、盘活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实现税收反哺，形成政府和市场良性的、有机的互动。

2、打造价值链金融、确保资金在实体经济部门良性循环

未来金融业发展方向应致力于打造价值链金融，实现从初创期创新研发开始打根基，重新建立并修复供应链，以完善的供应链给予产业金融更多应用场景和空间，刺激消费水平，促成科创企业盈利、股市复苏，以多样化财富金融来持续增收提高生活水平。价值链金融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实体经济发展的微笑曲线产业链，定制化差异化地打造金融服务模块，来完成价值链上的项目和行业发展所需要的配套金融服务。

首先，要打造科创金融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红利，培育在价值链最核心位置上中国科创企业群的核心竞争力，弥补过去我们技术和市场在外的短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疫情环境中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以应对在当前医疗和5G通讯等关键产业中所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

其次，打造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金融能否形成活力的关键除了金融创新生态环境，尤其是政府对人才的包容和吸引力以及对信息和资金的汇聚能力，更取决于能否把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为从前期付出昂贵研发成本的市场得多盈利的能力，因此打造供应链金融价值链金融模式的主要发力点。

第三，打造绿色金融模式。产业升级和优化是为了更好的能发挥中国制造大国的比较优势，这也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所以，通过建立和普及绿色标准，倒逼中国企业向高质量转型，来开拓国内外更广大的市场。为此，要未雨绸缪，将已经形成的大企业和大金融互动的传统产业金融服务模式，改造成为能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在未来海内外市场，继续发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的龙头力量，以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来适应当今跨国企业活跃全球市场的环境变化。

第四，打造金融科技模式。金融科技模式是任何区域推动金融发展都需高度关注一场“金融革命”，要把金融科技模式作为疫情环境下助力脱贫攻坚战的利器，充分发挥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三流”服务模式，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核心技术，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抵押能力不足的障碍，从而帮助农民打开更为广阔的致富空间，帮助广大中小企业服务农村，服务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尤其是在当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约束下，还能不断挖掘出线上的长尾效应所带来的基于人口红利的潜在消费市场，从而提升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应用场景的数量和质量，达到回归金融普惠大众、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效果。

第五，打造财富金融模式。财富金融模式的活力即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考验老百姓的财富能否通价值链金融的服务理念和创新模式转变为科技驱动、产业优化、消费升级的资源有效配置的能力，而不是构成金融脱实向虚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我们的金融开放才能真正做到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在中国用好储蓄、创造商机、创造财富的良性循环，而不会出现国内资金大量流出，国外投机热钱大量流入，从而导致国内资产价格过度波动，金融机构流动性保障功能和风险分担机制严重受阻，并且最终失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健康功能的局面。

最后，打造离岸金融模式。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提升和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加快离岸金融的业务场景和业务广度，这也是今天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等）的新场景需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

总之，上述这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全方位模式，其优势就在于充分利用企业之间业务的关联性和市场的关联性以及资金良性循环的内在规律，把过去分别去追求项目和市场质量的运行模式，转换为抓住“链”的内在相关性所带来的更明显的协同效应和价值创造的能力以及效率提高的特点，从而达到成本降低、风险分担、商机增长、就业扩大、财富安全的效果，而这一点在疫情环境下就显得格外重要。（整理：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陈智韬 ）

（作者是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