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已近2个月的洞朗对峙，挑动了中印双方民众和智库的神经。很多分析人士对印度的对外行为逻辑都不太理解，因为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印度都不应该挑起这起事端。从洞朗的重要性、印度的发展阶段以及可能遭受的风险综合来看，印度这次做出了非常不明智、不理智的选择。但这恰好也是印度外交的独特性之一。

印度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被视为一个世界大国。与中国人经常抱怨被国际社会过度关注相比，印度人经常报怨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关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表面理由是“面临来自北方某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真实原因是在与中国的和平竞赛中胜出无望，想通过核爆炸来搬回一局，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印度战略重要性的关注。这一逻辑，与朝鲜通过发展核武器项目来弥补常规力量不足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从1998年开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通过核爆炸而获得的大国感觉，又快要消耗掉了。这使印度面临一个战略困局：单独面对中国，就难以再以大国自居;如果拉拢美国来平衡中国，又会受到美国的制约，与印度自己的大国定位也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日益依赖一些非常规动作，来弥补力量的不足。

这就给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印象：印度既自认为是大国，希望能得到相应的国际尊重;但又不愿意用大国标准规范自己，老搞些小动作。这种力量与意愿、目标与手段间的不对称，长期困扰着印度对华政策和对外战略设计。

印度的这一外交特征，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一是印度的文化传统。印度教思想对印度内政外交的影响很大。从独立运动时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到独立后的大国定位，都与印度教文化相关联。印度教文化使印度人具有很多优点，如热情好客和善于自我表达等。这些都让印度精英在西方国家非常成功。

但印度教文化也存在一些短板，如没有关于是非、对错的明确定义，只有对友敌的区分。这使得印度人经常很顽固，无论是非，都几乎毫不妥协。当年，周恩来总理就因为尼赫鲁总理在边境争端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伤透脑筋。近几年，印度与意大利关于两名意水兵袭击印渔民(意称海盗)问题的争端，以及与美国关于印驻纽约副总领事被拘留、搜身问题的争端中，都以印度特色的“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姿态”，让对手头疼不已。

二是英国殖民主义遗产。印度传统上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昌盛、多元的地方。世俗的国家观念，本来对印度人是不重要的。印度本是个地名，其大国梦是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从印度这个国名，到自然边界理论，再到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特殊权利论，基本都是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的遗迹。这对印度既是外交财富，也是一个沉重的战略包袱。这使得印度难以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邻国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敌对关系，要么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平等伙伴关系很少见。

三是力量与目标之间的不匹配。印度从英国继承了大国雄心，但是没有继承与此相匹配的大国能力。这导致印度对外行为的两个特征：一方面，印度偏爱以“说不”来体现战略重要性。因为发挥建设性功能所需要的力量，要远远多于发展破坏性功能对力量的需求。印度对南亚邻国，基本上是用说不的方法来实现主导权的。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也经常体现出这一特征。2014年，印度突然反对此前已承诺将通过的《贸易便利化协议》，让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严重困难，很多国际人士因此认为印度是多边机制的毒药。

另一方面，印度偏爱投机性行为。1974年，印度进行秘密核试验，代号为“佛祖的微笑”。很明显，印度既不愿意放下和平非暴力形象，还想享有核武器所带来的权力加持。这个微笑也太另类了，不知佛祖有灵，会做何想？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又是印度躲避美国监控、闯关成功的一个案例。一名美国高官事后公开表示：“我们上了印度人的当，我们一直认为在没有仔细权衡下，印度不会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这次洞朗对峙，我们又可以看到印度对外行为中乐于投机、冒险的一面。

四是缺乏大国斗争的经验。印度长期是国际政治中的宠儿，是冷战时期唯一能同时从美国和苏联获得援助的大国。这既是印度的外交胜利，也导致印度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外交体系。美国遇到问题，第一件事是问自己的航空母舰在哪里;中国遇到问题，先看看双方之间的力量比;印度遇到问题，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的帮手在哪里。在这次对峙中，印度有两个主要假定：一是中国不会真动手，二是美国会支持印度。这种从最佳可能去制定政策的逻辑，与常规的大国斗争逻辑区别很大。

简而言之，印度人精于战术设计，善于从大国博弈中谋利，精于以夷制夷的策略。这一方面使印度可以用较好的国际环境，来从事一些一般大国不方便从事的行为;但同时也使印度产生路径依赖，难以发展出全方位、全面的大国力量，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中心。当有一天，印度不再说“我哥会帮我”时，就真正地具备大国心态了。

(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