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生命的早期，文明的特性也往往取决于文明的初期阶段，古代西亚文明概莫能外。古代西亚文明发源于三大洲十字路口和古代世界体系的枢纽地带，即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由于民族迁徙流动频繁，使得古代西亚文明呈现出形态多样的特征。在西亚两河流域地区除了最早出现的以乌尔城为核心的苏美尔文明，还依时间轴次第出现了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新巴比伦文明，这些文明形态基本上都是沿着两河流域自南向北传播至巴比伦和亚述地区，并影响到北非的埃及。同时在两河流域外，还出现了包括埃兰文明、波斯文明在内的伊朗文明，犹太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等文明形态，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区的文明形态之多变能够与古代西亚文明相媲美。此外，古代西亚文明还具有与区域外文明交融密切的特点。埃及文明早期阶梯式的金字塔就对苏美尔的建筑进行了有意识的借鉴，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书写方式。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文明，从巴比伦、腓尼基、波斯、犹太等文明中汲取营养成分，巴比伦的法典、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波斯的行省制度等文明元素均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成长提供了营养成分。基督教更是源于西亚，而后发展壮大于欧洲，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关注较多，相形之下，国际学术界对古代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例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等的交流互鉴的认识和研究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主要通过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古代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物质、技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不仅促进了亚洲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也对人类文明的成长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物质交流层面来看，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物资、技术和文化交流。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与古代波斯已有间接交往。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后，中国与波斯首次建立直接联系。此后，波斯的对外交往重心逐渐转往东方，成为沟通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在波斯人的引荐下，波斯和西亚其他地区的特产如葡萄、石榴、扁桃、茴香、黄瓜、胡萝卜等约50种植物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促进了古代西亚、中亚和中华文明之间的物质交流。中国的陶瓷、药剂、服饰、衣橱等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波斯，甚至远至欧洲。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的交流则始于两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两河流域出土的文献中出现过印度牛的形象。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后，印度与西亚地区的物质交流也不断增加。

从技术交流层面来看，中国的科技文化成果随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和西亚其他地区。其中重要的有缝纫技术、养蚕缫丝技术、造纸技术、地下水渠灌溉技术（坎儿井）、铸铁术等。中国的铸铁柔化技术被伊朗吸纳，改进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在安息王朝时期，伊朗马尔吉安娜的木鹿城（Marv，后易名为安条克城）既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战略重镇，又是中国钢材对外贸易中心，著名的大马士革钢制作技术据说就经由木鹿受到中国制钢技术的影响。中国的造纸术通过伊朗传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再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等世界各地。在我国西北新疆一带发展起来的地下水渠灌溉技术经由中亚传播到波斯和叙利亚，使这些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得到开发。如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就引黎巴嫩雪山之水，以地下渠道方式组成灌溉网，使其变成了沙漠绿洲，发展至今已有1600余年之久。与此同时，波斯工艺品、拱顶建筑技术、波斯马球、波斯医药、音乐、舞蹈、乐器、杂技、绘画、雕塑等逐渐传入中国。中亚大月氏人将琉璃精品制造技术传入中国，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及现代中式建筑的重要装饰构件。起源于小亚细亚地区的葡萄酒酿造技术也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印度与西亚文明发生联系后，古代灿烂的印度文明如印度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哲学开始传播至西亚地区，尤其印度数字经阿拉伯人的传播，影响整个世界，迄今还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关于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出现在一些5世纪的古伊朗天文学记载中。在公元8-9世纪西亚地区的科学文化中心——巴格达，就有不少来自印度的学者帮助制作各种印度天文手册的阿拉伯文译本。

从宗教文化交流层面来看，经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先后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尤以佛教对我国影响巨大。我国早期佛教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安息和中亚其他伊朗语国家传来。最早来我国传播佛教的多为伊朗语居民，早期佛教经典用语很多都是直接由伊朗语翻译而来。在早期来华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曾为伊朗国教的祆教被禁，祆教圣经《阿维斯陀》被毁，一些祆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移居印度，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的部分内容得以在印度保存下来，因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阿维斯陀》圣经，是印度的波斯教徒经典。中亚地区作为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互相碰撞或彼此吸纳的地区，成为各种宗教辐射传播的交汇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西亚文明不仅开放、包容，与亚洲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发展，而且由于其所处的东西方交通枢纽位置，还成为亚洲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中介。除了上述提到的印度数字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的炼丹术也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希腊文化也经由西亚文明传播至东亚地区，如我国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就是汉代中国与西亚帕提亚帝国（我国史书称之为“安息”）发生交往联系后受希腊文化影响颇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之结果。帕提亚帝国脱胎于希腊化时期的塞琉古王国，长期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通过帕提亚的中介作用，希腊文化因素开始越过葱岭，东渐入华，对我国汉代文化艺术产生影响。而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西亚文明兼收并蓄的特征。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在西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相互交融借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对中国石窟造型艺术的影响很大，如新疆的热瓦克佛寺遗址、库木吐拉石窟、吐峪沟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中均可见具有鲜明犍陀罗风格的泥塑佛像和菩萨。

（作者分别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