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晤中，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习近平主席强调，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一段时间以来，中方为推动两国关系相向而行做出了哪些努力？当前国际形势下，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有何意义？后续双方应如何管控分歧、务实合作，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精神？围绕上述问题，三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庆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 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家栋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于2月和9月两次通电话，但视频会晤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历史上首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相关消息刚一发布，就有美媒评论说，这有望成为一个“让美中关系朝着以合作为基础转变的机会”。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是两国避免冲突的良好开端。

李庆四：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本届政府总体上继承了上届政府的反华政策，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困难。此次元首会晤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近10个月后举行，虽说姗姗来迟，但其本身也是一个积极信号。中美是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也是全球大国。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不仅给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按下“暂停键”，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缓和。元首外交分量十足，对中美关系的权威引领作用不可替代，将为下一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把舵引航。

袁征：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至少有三方面积极意义：其一，从过去几个月中美双方代表数次会晤，到如今两国元首的视频会晤，中美之间的沟通机制得到一定程度修复。其二，此次元首视频时长超过预期，议题极为丰富，中美坦率地表达了各自立场和意见，有助于双方增进相互了解，避免战略误判。其三，中美元首对两国关系鲜明表态，取得了一定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了“三点原则”“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展现了中方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一贯立场；拜登总统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表示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

张家栋：中美元首以视频方式实现会晤，打破了前一个时期双方关系的冷冻状态。元首直接会面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除语言表达外，领导人的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等都在传递信号，双方能更好地了解对方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元首视频会晤是一个开始。尽管未来还存在变数，但眼下中美关系至少有了打破坚冰的开端。中美元首为两国关系定调，或将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对话机制启动，促使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状态。此外，两国元首都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都表示反对打“新冷战”，这两项共识将对两国国内舆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方为推动中美关系相向而行做出了哪些努力？

过去几个月里，中美双方代表先后在美国安克雷奇、中国天津、瑞士苏黎世和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要求美方积极回应，采取行动切实改善两国关系。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李庆四：美国本届政府上台之后，中方对改善中美关系抱有很高期待。但美国的种种举动令中国和国际社会失望：在东海、南海和台海进行军事挑衅；对中国人权状况及涉港、涉疆等内政问题说三道四，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在疫情溯源问题上一再抹黑中国；在国际上拼凑反华小圈子对中国施压等。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斗争，保持了极大的忍耐。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中国不抱幻想，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始终保持定力，着眼长远，胸怀两国关系发展大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局，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政治担当。

袁征：美国国内曾以所谓“3C”来定义中美关系，即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与对抗（Confrontation），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显而易见。美国本届政府上台后，没有从根本上修正上届政府的反华遗产。

中方从政府高层到战略界和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复杂现状、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官僚决策体系等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对中美关系改善予以很大的耐心，采取了一些务实的做法。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国对美始终保持积极合作姿态，展现了大国担当。另一方面，在过去几个月中美代表的数次会晤中，中方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推动合作共赢的意愿。同时，中方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亮明立场和底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直以来，中国顺应世界开放发展的大潮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同样展现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张家栋：中国总体上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并愿意采取措施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力量及外部环境作出的选择。中美两国既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相互冲突，处于一个复杂互动的体系中。处理好中美关系，要避免踩踏对方底线，在底线和上限之间进行灵活的政策调整。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将给世界带来哪些利好？

习近平主席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评价说，美中元首视频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对整个世界而言也非常重要和及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放缓等问题亟待解决，没有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世界很难有效应对这些共同挑战。

李庆四：一年多以来，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起伏，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着巨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美国是疫情肆虐最严重的国家，经济复苏后劲乏力。疫情的无国界蔓延启示人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将疫情政治化、无底线“甩锅”他国，在经济上鼓吹所谓“脱钩”、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仅破坏了国际合作大局，对自身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抗击疫情到经济复苏，再到应对气候变化，当前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40%，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中美搁置争议，避免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加强沟通和合作，不仅有利于办好各自国内事情，又能惠及世界发展，带动全球经济尽快走出低谷。

张家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安全议题超出国家范畴，成为全球性议题。近年来出现的三个重要非传统安全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安全观。如今，我们不仅要从双边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还要从如何合力应对全人类安全挑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美国是世界经济第一强国，世界一旦出了问题，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都会受损。中美在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对话合作，是正确的选择。

袁征：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形势日趋严峻，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不时抬头，全球治理存在诸多难题，全球和地区战略安全稳定面临不小的挑战。近日，中美双方发表了第二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宣言，被外界舆论称为“意想不到的惊喜”，从侧面折射出世界两个重要大国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中美领导人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对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中美应采取何种行动落实元首会晤精神？

“中美关系如果回不到过去，就应当面向未来。”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希望美方与我们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加强交流合作，负责任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李庆四：对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取得的相关成果，我们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认识到，一次会晤不可能消除中美的矛盾和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付出长期努力。一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总是“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一再挑衅。对此，中国需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新动向新变化。接下来，美国如何践行拜登总统提出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这一承诺，才是真正考验美国诚意的关键所在。

袁征：在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拜登总统作出了一些积极表态。后续如何兑现，世界拭目以待。既然美方表示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那就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改变前一阶段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错误行径；既然美方承诺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就该言行一致，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要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既然美方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就该摒弃意识形态对抗，不要拉拢“反华”小圈子，停止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竞争应是一种良性竞争，同时也不能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强调，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走和平发展之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在推动中美实现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上，中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中美关系后续如何发展，关键在美国如何兑现诺言，拿出务实行动。

张家栋：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取决于两国后续在具体领域的互动状态、是否会出现新的冲突点、相关表态和承诺能否兑现落实等。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回到过去，但也不至于失去理性。中美在经贸等领域虽然存在一定竞争，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可以避免。双方需加强互动，减少误判，增加互信，给两国关系注入更多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