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备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那样的区域体制构建。如何与上述两种具有较为明确而固定体制构建的区域进程交往与合作，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需要重点加以思考的是：

第一，欧盟和以其为楷模的欧亚经济联盟乃是区域合作建构中的“同质进程”。但是“同质结构”并没有排除它们相互间也完全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正面对抗。原因在于，现有的区域进程建构没能解决两大板块之间、特别是在两大板块的交错部分——比如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乌克兰——的利益切割与竞争问题。

第二，欧盟与俄罗斯两大区域建构之间虽然在经济结构上相互依赖，但是这种结构上相互依赖性的实现，还需要兼顾内部和外部的大量复杂因素。2014年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说明在这两大区域建构之间互补潜能的存在，但又完全不排除同时还有着“对冲性”张力。

第三，事实表明，问题并不在于需要合作的各个地区间是否具有相似的区域制度构建。经验证明的恰好是相反的事实：即使制度相似，一旦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相悖，仍孕育着非常巨大的冲突风险。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今欧亚大陆各大主体间的交往，需要通过非传统的区域构建安排，开创一种新的跨文明共同体式的交往路径，超越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人为排他性因素，避免仅仅以单一文明单位来区分彼此。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区域性制度构建、多元文明交往、非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非排他性等特点，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各板块间平等交往与互利合作的有效路径。

（二）“一带一路”以独特的体制创新服务于既定秩序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未来区域体制构建的具体预设，但是在几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辅佐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旨在对现有秩序起到完善和改革的作用。

1. 以现有机构的示范效果，助力欧亚合作机制的演进

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共同创设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机构，正在为欧亚合作提供机制上的铺垫。亚投行以其开放合作的价值观念、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公平有效的贷款项目管理，不光吸引了英、德、法、意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加入，而且还在2017年获得三大国际金融评估机构AAA最高信用等级。亚投行在未来欧亚三大板块合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笔者参加过的有关欧亚大陆多边合作的国际研讨中，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中亚可能是这一宏大合作进程成败与否的关键区域。有鉴于此，来自欧洲、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法比恩·博苏伊特主张从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来探讨欧亚接近与合作的路径。她提出，“在实践层面上，短期内以‘混合’的形式进行合作：针对某个项目，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外，欧盟可以提供一笔赠款，不足部分再由亚投行的贷款补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与亚投行共同为中亚地区的项目提供过贷款。由于欧盟经常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中亚地区合作，也认为亚投行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可靠合作伙伴，因此，作为小规模试验的这一做法，可以推动今后更大规模的联合融资计划。”她又补充道，“从长远来看，欧盟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之间的直接合作也是可能的。一些合作已经开始了，比如在欧洲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支持下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中期，欧盟与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可能在中亚地区成为现实。”从长期效果看，这样的投融资合作机制势必推动制度层面的互动、开放、合作的逐步深化。

2.“17+1”：创设新型的多边合作平台

2019年中欧峰会期间，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间的磋商平台进一步拓展，在希腊加入后成为“17+1”。尽管此前的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访中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旨在对中俄等在该地区的合作施加压力，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中小国家间的合作进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欧盟还不能如在欧洲核心地区那样照顾到相对后进地区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存在弥补了这样的缺失。这既有利于欧盟均衡发展，促进欧盟团结，也成为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吸收了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带动周边合作的经验（“金砖+”机制），进一步向中东欧地区推广。比如，“17+1”机制中波兰的“三海倡议”，汇集了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周边的12个成员国，其中11个已经是“17+1”的成员。鉴于波兰不仅在当今欧盟事务中，而且在欧美关系中的作用也很独特，因此借助波兰在当地的现有网络，实现增益效应，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尝试的举措。迄今为止，尽管欧洲舆论对此还存在争议，但“17+1”平台是在高度体制化的欧盟和相当务实灵活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进程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积累了多方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和创新实践。

（三）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关系调整的重大机遇

新冠疫情既对中、俄、欧三方造成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三边关系调整与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美国面临疫情迁延传播而无法控制的局面，企图以“甩锅”中国、抹黑俄罗斯、打压欧盟等一系列手段，嫁祸于人。特朗普试图进一步以“脱钩”“退群”“制裁”等手段，大幅度毁坏多年来构建的建设性大国关系。从深层次看，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反映的是全球化进程遭逢逆转，欧美发达国家处于衰落中的全面调整期，助推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强势崛起。再加上国际疫情危机、能源金融动荡、大国关系紧张、文明与种族矛盾等综合性问题同时爆发，使得中、俄、欧诸大国都处于前所未见的艰难局面之中。另一方面，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国的霸凌政策，在客观上又给中、俄、欧这三大板块的接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1. 美国的挑战行为

疫情期间，美国再一次同时挑战中、俄、欧三方，犯国际政治中企图“长臂施压”而伸展过度之大忌。本来，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签署，以及国际疫情的来临，为中美两大国的接近带来了机会。但是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经济阻遏和在南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企图将中美关系拉回到尼克松访华之前的对抗状态。美俄关系本来是两国政治精英寄予厚望能够得到调整的一个领域，但是美国坚持要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一系列美俄之间重要的双边军事安全条约，加上大选来临之际，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话题旧事重提，使得半年内普京与特朗普之间五次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通话，难见成果。美欧关系原本是处于力量不对称格局之下的西方盟友关系，在欧盟整体上处于弱势的背景之下，面对美国在伊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及国际气候问题上一系列对欧洲严重不利的举措，特别是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溪”项目二线工程上美国的连续打压，欧方官员已经忍无可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声明，美国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德国外长马斯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参与“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的相关企业实施制裁，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表面上看，美国出于疫情无法控制以及大选将临，特朗普政权方寸大乱，慌不择路，于是向中、俄、欧三大主体发难。实际上这是在国际大变局之下，美国霸权衰落，欧亚大陆三大主体势不可挡地趋于互相接近与合作这一态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 国际疫情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欧班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中白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