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地缘政治因素将会恒久地作用于国际政治变化这一定则来看，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的差异和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国关系。大陆地缘政治凭借陆地空间相互连续的优势，便于形成互相连接的大陆政治经济合作。而海洋地缘政治以空间的非连续性为其基本特点，可凭身处遥远海外的优势，回应欧亚大陆内部的种种聚合分离及其对外部的影响；甚至，海外力量不必要大规模直接介入大陆内部的利益分配，只需在大陆各个板块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加上一个砝码，就能很容易地改变态势，使之有利于海外地缘政治态势。马克思在其名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曾提出，取得制海权后，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另一个海洋强国崛起，并且在大陆国家之间维持均势。马克思通过英国案例对海陆地缘政治特性的这一判断，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此后历史演变的重要凭借。

其三，21世纪以来，多次实践证明，一旦中、俄、欧相互接近的态势出现，美国一定会出手阻断。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旨在打击中东反美势力，控制能源产地，同时也意在敲山震虎，以期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打进“楔子”，离间二者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出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三驾马车同时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抵制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一幕。当时中国也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始终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经营中、俄、欧三角关系可能是中国外交在21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北约与欧盟维持东扩的惯性，策动“颜色革命”；另一方面，21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振兴。强人普京聚合民意，不甘忍受西方压力，反呈强硬对抗的局面。

当下，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样带有深刻海陆地缘政治色彩的较量，也在反复发生。（1）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宣布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但一直难以脱身。相反，美国还大张旗鼓地介入中东的阿以之争，同时与伊朗紧张军事对峙，这说明海洋地缘政治力量决不会放弃对大陆内部政治经济走势的干预和影响，甚至企图利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不均衡状态为自己谋利。（2)2019年起，美国反导系统在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进行部署（反导系统是以美国名义而不是以北约名义在欧洲部署）。这一部署表面上说是为了对付伊朗，实际上毫无疑问直指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同时也大大制约西欧的走向。而2020年6月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调往波兰部署，则更是明显地以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为由，既施压德国，又威慑俄罗斯，还讨好波兰。这一箭多雕，历来是海外势力介入大陆地缘政治的传统手法。（3）近两年来，围绕5G和华为问题反映出来的欧美间不同立场，以及围绕欧俄能源合作表现出来的尖锐分歧，表明美国不惜赤膊上阵，孤注一掷，也充分说明美欧间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深刻反差。（4)2019年5月下旬的欧洲议会选举显示，传统政党力量有所削弱，自由党与绿党崛起，欧洲各地选举版图进一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在以下三个假设性选项——袖手旁观让欧洲自生自灭、积极介入让欧盟为美所用、粗暴干涉让欧盟加速崩溃——中，特朗普很有可能采取“袖手旁观、釜底抽薪、加上积极介入的策略”。总之，一有风吹草动，欧亚大陆出现聚合与分离态势，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多方干预。

（二）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因素

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之间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强化的身份认同，始终牵制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

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反映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与欧盟间的相互关系上。总体上说，欧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但是始终声明欧盟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欧盟与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立场，但是欧盟一直认为这两种多边主义政策基于对原则问题的不同理解。在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欧盟不主张对中国过度施压，但还是同意成员国中止与香港的引渡法案。2014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以后，欧方对此很少主动提及；2019年后欧方单方面对中国提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说法。德国从2020年7月1日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总理默克尔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令人十分感慨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欧洲间曾经以“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关系”这一命题大步走出冷战对抗的阴影，如今虽难言时光倒流，但是意识形态的老调重弹，却严重掣肘了双方接近与合作的进程。

地缘政治问题，突出体现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相互关系上。其一，放弃意识形态立场，未必能够避免地缘政治打压。冷战终结后，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原有意识形态，但美国从未因此停止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打压。其二，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互相交织而强化。面对苏联地区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作为地区力量中心的原有大国（俄罗斯），也处于国家体制重构的过程中，这时便出现了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两重因素复杂的相互交织。国家建构要求明确自身政治边界，固化自身的直接管辖与周边势力范围；而大陆地缘政治空间延续性的特征，使各比邻政治单位间的历史联系难以割断。其三，帝国惯性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千年复杂历史进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疆界并不清晰的现实，反倒是历史的常态。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作为原宗主国）对乌克兰东拉西扯的争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各大板块内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或是与身份认同紧密关联，或是间接折射，但都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相互关系。以欧盟一体化为例，它的区域化进程历史最为长久，经验最为丰富。但无论是难民危机还是英国脱欧，也无论是新冠疫情袭来后各国对自身安全的维护，还是欧盟为加强整体救助能力所进行的努力，种种事态揭示出欧盟内部国家自主性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二者之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而这还只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

至于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困顿的条件下建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尽管以欧盟为模版，然而主权国家依然是其底色。在欧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不光有关主权让渡水平的争议依然牵制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而且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在不同地缘政治经济与身份认同考量下的内外多方博弈，也影响着欧亚经济联盟的走向。其中的一类变化是，一旦热点冲突发生，比如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克里米亚归属变化，国际媒体便马上敏感地关注到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变化。2020年8月白俄罗斯因大选而出现的动荡局势，以及欧盟公开支持反对派，反映出欧盟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不仅在国家建构理念方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对立。另一类变化是，近年来中亚五国内部自主合作进程有所加强，一向被视为难题的各国政治交替过程则显示出较为稳健的态势。同时，中亚发展多方向外交与跨地区战略合作的抱负也有所提升。这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有一类变化是，从欧亚经济联盟外部来看，美国在形式上改变了“颜色革命”时期所惯用的“政权更替式”令中亚各国不安的战略路径，而是以“支持中亚五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新的政策口径。2015年“C5+1”模式确立后，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显然是期待在介入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时发挥更显著的作用。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不同区域进程的对接

三种区域进程相互交织，却又各自结构差异巨大，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对接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渐进积累过程，难免会出现反复和曲折，尤须作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