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板块中的各组双边合作的实际进程来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确认通过“对接”来推进合作。这一政治意愿的表达和确认，为未来合作留下了极大空间，双方也有足够的资源与智慧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接”的全面实施将会是一个长期磨合和逐步推进的复杂过程。“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互联互通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项目，而且还是一个长时段、多领域、富于人文含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无论是铁路轨距的宽窄、还是园区建设的定位，也无论是银行贷款的利率选择、还是企业员工的当地化水平，都关系到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复杂的经济利益、社会心态、政治文化、安全认知等各方面的考量。这远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2019年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总理共同发表“关于2018年5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生效的联合声明”，其中的关键内容是：逐步按照WTO原则来处理争议，构建未来“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将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从项目推进提升到一个体制共建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即便如此，中国与欧亚国家之间也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从“构建规则”逐步向“构建体制”的艰苦过渡，才能够真正使“扩员”“对接”有所推进，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激变、疫情冲击等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下，在探索与实践中去解决多边利益、多领域交织的复杂问题。

中国与欧盟之间呈现出来的是反复曲折的竞争与合作过程。21世纪中欧合作从来都是在一波三折中向前行进的。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关系的发展。2001年和2003年中欧分别宣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后，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了欧盟在全球唯一增长的出口市场。一直到2016年，在停顿十余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对华战略。2018年中国发布最新对欧政策文件，呼应欧盟对华合作的愿望。就近两年而言，2019年3-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虽然过程极其复杂，但对于合作的期待还是更主导的方面。临到2019年中欧峰会即将举行前，不仅欧洲舆论放出此次峰会不会达成协议和不公布联合声明的口风，而且欧盟委员会更是在3月12日发表措辞强硬的“十点声明”，前所未有地指认中国是“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过程中的经济对手”，是“谋求可取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者”。但是，中欧最终还是发布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联合声明。2020年6月，在疫情冲击的非常形势下，中欧双方举行视频峰会，释放出力争在2020年底前达成被舆论视为中欧经贸关系2.0版的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信号。不言而喻，这一进程始终十分艰难。一方面，欧盟抓住机遇，顶住内外压力，期待改变现状。但另一方面，欧盟的对华认知总体上仍处于相当矛盾和纠结的十字路口：既想强硬对华施压，但实际利益又对其深深制约；既想在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问题上与华纠缠，但又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瞻前顾后、动摇不定，将会是欧盟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难以避免的态度。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较为正式的互动，还在等待突破的时机。按照欧洲改革中心专家邦德的看法，欧盟虽然意识到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存在，但始终在怀疑这一进程可能更多是一个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之内的项目，而不是伙伴间的平等合作项目。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这两大板块尽管在成员国水平上建立了大量正式交往关系（包括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但是两大联盟组织之间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条约。2020年6月30日，欧盟以“黑客入侵”为由，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一直要到2021年1月30日。俄罗斯则决定以牙还牙，进行反制。与此同时，欧盟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联系多年来并未中断。2019年5月19日，欧盟以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名义发布《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正式文件。该文件并没有排除人权等传统议题，但强调“基于强劲相互利益的长期伙伴关系”，重申与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关注通过交通运输、贸易投资、边境管理等方面的事务加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紧密纽带。欧盟与中亚的双边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未来可能的中、俄、欧之间的总体多边合作框架，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俄罗斯依然处于欧盟国家经济制裁的严峻态势之下，而当下的白俄罗斯危机几乎是火上浇油，冲击着期待调整的俄欧关系。总之，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互动何时启动，尚需时日进行观察。此外，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合作，长期是二者之间稳定关系的基石。21世纪以来，“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推进，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合作开辟了一个很大的交往空间。但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警告俄欧能源合作将会带来问题，蓬佩奥于2020年春、夏接连访问中东欧诸国，显然刻意要在俄欧之间打进“楔子”。

总之，以上种种复杂因素，深刻影响着欧亚大陆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与趋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三者之间的合作远非轻而易举。

“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影响路径

如上所述，欧亚大陆三大主体间既存在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强劲趋势与潜能，又面临着阻碍和牵制它们进一步走进的一系列障碍。正是由于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局面与趋势，如何调处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这一项宏大决策的关键性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一）“一带一路”凸显联通与互补的重要价值

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诸多力量中心曾尝试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构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成败利弊引人反思。一种是“民主扩张式”的区域连接。北约与欧盟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推动制度转型和扩大成员国的进程，其作用虽然因地而异，不尽相同，但这一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伴有排他性、差等结构式的跨区域过程，引发欧美与“被转型”国家间的不少问题。21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多次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证明，西方排他式区域建构无节制地扩展，导致各方对立，在欧亚国家内部及东西方相互关系中，带来了深重的后遗症。乌克兰危机后，不但俄罗斯等国对这一模式尖锐批评，就连欧盟国家自己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另一种连接是“传统纽带式”的区域聚合。欧亚经济联盟力求运用原苏联传统基础设施、经济与人文关系纽带，发掘该地区的合作潜能，模仿欧盟推进一体化。但问题是，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条件，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而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模式也日益显出弊端。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阴影始终难以消散，因此成员国既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多边外交，欧亚经济联盟内聚力始终受到考验。因克里米亚危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尚未恢复交往，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也还刚刚开始。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空间的稳定与巩固，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努力。

再一种连接方式是“多元并存式”的区域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跨区域进程，主张不同历史文明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力和发展程度的各国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发展。此类模式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在“非均质”的成员国之间有效推进合作，在实践中要比理论上和想象中艰难得多。问题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地带，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需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合作。问题之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扩员之后），令该组织在发展方向的选择、成员国内部关系的协调等方面，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化过程。因上合组织的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特性，有机会使得各成员国能够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新兴国家地区组织中相互适应，合作成长；但在当前的变局之下，上合组织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和落地——特别是面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推进有效合作——尚需新的动力与路径。

上述对欧亚大陆三大区域建构的冷静思考和评估，有助于探寻当代大变局下更为理性务实的相互连接和接近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