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弱者”的接近与合作：以弱制强的必然逻辑

当前的国际现实是，一方面，冷战终结以来相对和平开放的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实力解决难题成了较为普遍的趋势。但是，一个并不具备霸权式“硬实力”、却拥有诸多“软实力”的欧盟，相对较多地受到合作者的关注。中欧之间，尽管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出现了新的亟须互相适应、调整化解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在战略竞争与合作方面仍表现出寻求均衡的诚意和努力。俄欧之间，虽然纷争不断，但无论是传统的历史文化纽带，还是当代大规模的经贸往来，都使其难以分离。当然，也无法想象，美欧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战略合作盟友关系，会顷刻之间消失。欧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主要是基于民事、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中、美、俄三方“安全威胁”的共同体（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因而，在多方互动之中，欧盟相对更多地处于折中机动的地位。欧盟同美国结盟关系的疏离，对于中俄虽有抵制、但在保持距离下的探求合作，特别是中、俄、欧基于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合作问题上相互接近的立场，使得三方不但在欧亚大陆内部，而且也在全球形势曲折多变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和相互联系的纽带。

国际疫情来临之时，面对特朗普政权蛮横且日益自我孤立的态势，中、俄、欧三方的接近与合作，是自主自立、由弱求强的自然而然的逻辑要求。国际疫情暴发后，其一，中俄合作持续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并在疫情形势下经受住了考验。其二，俄欧因乌克兰危机虽然胶着对峙，时有抵牾，但双方明显萌动了通过对话寻找出路的意愿。2019年8月，马克龙总统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释放出希望改善对俄关系的信号；2019年底，欧、俄、乌就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所做的新一轮虽未成功但十分重要的推动；以及2020年2月，由欧、美、俄各方权威人士组成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EASLG）发布解决乌克兰安全问题的十二个步骤声明，皆可被视为反映这一趋势的重要迹象。同时，欧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经受了美国粗暴而无情地冲击，依然坚定地得以推进。这是俄、欧、美三边关系中一个前所未见的重要变化。其三，美欧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出现了深刻裂痕。总体来看，欧盟虽然还不愿付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解体的代价，但从北约费用、俄欧能源合作受到打击，一直到驻德美军的迁移，表明美国与欧盟的传统关系下降到了一个历史低点。其四，中欧2020年6月视频峰会前后，默克尔坦承“欧洲不是中立体而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欧盟将依然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可依赖的伙伴”，并在其后香港国安法问题上对中方持批评态度，中断与香港的引渡条例，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旨在维系欧盟最大国际运作空间的巨大惯性；但与此同时，默克尔肯定“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决心”，赞扬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9月，正当香港局势动荡之时，默克尔坚持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以示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决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等欧盟国家在维持施压的同时，坚持不追随美国退出多边架构、不与中国搞战略对抗、不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基本立场。其五，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特朗普政权没有放弃在欧亚大陆分化离间的战略谋划。如，对欧盟国家普遍施加的巨大压力，挑拨新、老欧洲国家间关系，对中亚地区以“C5+1”的新方式介入，一直寻找机会在中俄关系之间打进“楔子”等，但其权重和威望已经大打折扣。

总的看来，中、俄、欧、美之间的结构性变化，蕴含着未来多种发展的可能。但基本趋势是，在总体国际格局依然保持多极、多元、多样，而非只是“两极对抗”的态势之下，欧亚大陆各大力量在遭逢不确定性风险，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面前，出现了加强连接与合作的结构性条件。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敏锐地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对欧亚大陆的国际主体来说，没有理由放弃机遇，理当积极推进当下中、俄、欧等各方的相互接近与合作，同时理性、冷静地调处与美国的关系。

（三）观念变化推动着对欧亚新格局的探索

在一个财富涌流、物质力量的威力高度呈现的世界，思想并没有全然消失。相反，智识演进的态势显示出，观念的力量依然具有宽广空间。与欧亚大陆发展现状和前景相关联，当代思想潮流繁衍播迁的基本特征是：四五百年来主导世界潮流的西方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衰落之中，美国一部分极端政治势力依然顽强地以意识形态的霸凌姿态维护传统地位。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走向多元与自主，兼顾合作与竞争。欧亚大陆的各政治主体之间吁求多边互动、互相接近的意愿显著抬升，与此相伴的思想观念不断呈现。

1. 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助推欧亚新格局

冷战终结后，顺应客观需求而形成的全球化进程，在当时西方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身不由己地在其发展过程中夹带着欧美意识形态的深深印痕。因此全球化不光推动着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也伴随着西方模式在各地被普遍复制。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在欧亚各地盛行的自由化浪潮过后，出现了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在全球层面上，经历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欧亚地区层面上，经过了从科索沃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冲突等危机，不仅在新兴国家，而且从欧美国家的知识精英开始，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文明体系开始走向衰落的揭示。“休克疗法”的大力推动者杰弗里·萨克斯逐渐转变了原先的立场，他于2017年著文表示，“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趋势不是‘美国第一’，也不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冷战，而是欧洲与亚洲，尤其是欧盟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个重要的受益群体将是处在西欧和东亚之间的地区（包括俄罗斯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新基础设施将更加有效地把这些欧亚大陆腹地国家与西欧和东亚联系起来。”杰弗里·萨克斯是从当年的“华盛顿共识”立场逐步转向接受中国发展道路的众多精英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位。从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历史见证者对该地区沧桑沉浮的反思，及其对未来欧亚大陆新格局与实现路径的期待。

2.“历史多元”vs.“西方中心”：国际史观的新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无论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线性发展与多样性特征的大量反思性研究与诠释。这一股潮流经久不衰，反过来成为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多元、多极状态的强劲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各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转向。就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历史地位的研究而言，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巴里·布赞从“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历史观，转向以多文明共同创造国际关系历史的新视角，为各大板块多元、多样、多极态势的发展，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2020年5月，巴里·布赞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此前流行的国际关系历史分段，诸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年维也纳体系、1919年凡尔赛体系、1945年雅尔塔体系和1989年冷战结束，都较多侧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中国似乎没有关联。按照他的最新研究，至少可以将最近五六百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以新的标准加以分段：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意味着中俄两大帝国确立边界，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维持大体和平，并结束草原帝国的历史）、1519-1521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1839-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和2001年全球反恐战争爆发。巴里·布赞认为，这种重新思考历史的努力，可能会迫使人们转向从全球视角来决定国际关系的历史分段，这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即将结束；从“欧洲中心”转向“多主体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谱系衍变，昭示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认知与偏好正在酝酿十分重要的转变。

3. 地缘政治思想变化预示大国关系的新走向

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思想领域对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抗型地缘政治思想远未绝迹，甚至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在误导决策者与民众。这里既有以新保守主义为底蕴的“先发制人”“不断革命”思想，又有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必然走向冲突”，还有种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明里暗里推波助澜。但是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更富远见的思想探索，既不提倡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也不鼓吹北约、欧盟的排他式扩张，而是尝试构建一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