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第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冲击，呈略有下降的态势（特别是中美贸易下降得更为明显），中俄双边贸易却非常不容易地实现了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近两年来经济贸易关系势不可挡的态势，表明了中、俄、欧三方之间存在着无比强劲的接近与合作的潜能。

表2 2019/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与部分国家贸易统计（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customs.gov.cn/

3. 欧亚通道建设显现强劲潜能

从目前欧亚之间货物运输通道来看，9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陆路通道和空运仅承载了5%。事实上，铁路运输时间总体上为海路的三分之一，价格为空运的五分之一，可见陆路运输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迄今陆路运输无法畅通的原因，人为的政治安全因素远甚于自然条件带来的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条线式布局看，欧亚国家之间以新铁路线路建设、中欧班列、公路合作、航空运输合作、能源管道设施合作、通信设施合作为标志的串联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大通道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等通道的建设，明显提升了内陆国家的海外交往能力。尤其是中欧班列在各国推进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不仅班列的次数大幅增加，此前一直被困扰的回程物资较少的问题也得到改观；政府对班列的补贴有所减少，开始依靠市场机制运行。东西走向的能源管线建设在各大经济主体之间加速推进，不仅中俄之间、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天然气和石油管线，而且俄欧之间的能源管道也冲破障碍加紧实施。从点状式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斯里兰卡汉班托特、希腊比雷埃夫斯、阿联酋哈里发等一系列重要港口的兴建，展示了欧亚各方互联互通的强劲意愿，为未来欧亚大陆各方合作做了重要的铺垫。

4. 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的构建

基于欧亚各方的多年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个以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为构建目标的多边合作进程，一步一步地展现其后劲。首先，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投入将使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1%。其次，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到2018年底发展到93个成员国，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400亿美元。至2020年7月底，亚投行成员国达103个。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国际产能合作得到推动，中英法三方参与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堪称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跨国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迅速，中白工业园令人瞩目。在电信产业合作领域，尽管美国竭尽全力打击与干扰，华为依然以5G技术领先优势，表现出推进欧亚大陆电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强劲潜能。

以上进展表明，无论“一带一路”经受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各方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势将推动这一倡议不断落实与扩展。

（二）大国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化引导三边关系调整

观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变化的一个较为普遍和常用方法，就是从力量结构变动趋势来判定多边关系的前景。虽然复杂的国际现实并不等同于相对抽象的几何力学结构，但是把国际政治单位简约并抽象为由力量要素组成的结构性现象，观察它们相互间的力量消长和纵横捭阖，至少对判断国际政治复杂互动背后的深层结构性趋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国际力量格局

对当今大国关系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说法。究竟是中美两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威权国家”组合、中美俄三方博弈、中美俄欧四边互动，还是由更多角色参与的多元、多边、多样化的力量正在形成当今国际社会的核心格局，迄今都还各执一词。但是可以发现，人们不完全是以数量规模（GDP排名，可统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而且还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决策单位（具有多大的、但未必可以用数量计算的影响力），来审视当今世界最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格局。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一，尽管欧盟安全力量匮乏，政治决策能力受颇多牵制，但它毕竟是当今世界巨大的经济体，也是区域体制建构最有经验（当然未必完全成功）的政治经济单位。欧盟以相当丰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影响着国际事务。其二，欧亚经济联盟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但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厚基础，俄罗斯在其中的主导性影响还是十分强劲。其三，总体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得益于多年和平发展环境中的实力增长，逐渐进入了经济体量、结构水平、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属于领先国家的行列，中国稳定开放的步伐更是令世界瞩目。普京总统多次明言，大国之中只有中、美、俄三家能够做出独立的外交决策。但是就体量、声望和实际影响力而言，欧盟显然也是当代大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换言之，在欧亚大陆上，中俄欧各主一方，各有千秋；在国际层面上，也是除了处于另一大陆的超级大国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行为主体。鉴于这一现实状况，近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越来越不太赞同当今世界格局纯属“中美两极对抗”的说法，而比较多地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格局，但出现了中美对抗风险较高的状况。

2. 国际关系史上的罕见现象：“一超”同时挑战“诸强”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把中、俄同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欧关系也由于美方不断对欧方施压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状态。美国与中、俄、欧三方，虽程度不同，但几乎都同时处于关系恶化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单位——如中、欧、俄、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三方合作而同时反对或抵制第四方的现象，大概仅见于新世纪以来的中、俄、欧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从新世纪之初的伊拉克战争，一直到晚近的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中东巴以争端、中导条约、古巴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包括在2018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德、欧与中、俄代表共同会商，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欧盟推出旨在绕开美国的“特殊目的工具”（SPV），得到了中、俄的支持。有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常态”。在2020年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美国完全不顾及包括中、俄、欧在内的国际舆论要求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抗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一意孤行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表明美国以“脱群”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立场，已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如德国外交部长马斯最近所言，即使特朗普之后民主党能上台执政，跨大西洋关系也未必会有乐观的前景。马斯依然认为德美关系“极其重要”，必须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也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党上台就能让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恢复如前的人，都低估了已经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这就说明，美国与中、俄、欧这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转圜。“一超”如此打压“多强”，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