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统对抗型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存在，但正在朝多方互动与协调的方向微妙转变。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2010年6月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政治论坛上，配合着“美俄重启”，曾公开呼吁建立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内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这是从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一直到美俄关系重启期间的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排他性、含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战略倡议。但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目睹欧亚大陆危机日趋深重，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地缘政治大家则多次呼吁重视和建立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合作关系，一直到布氏逝世。这一转向的含义意味深长。

第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学界，都出现了强调美、欧、俄等各大传统地缘政治主体的合理存在，而不是鼓吹相互间的排他性、对抗性的新动向。欧洲资深学者理查德·萨科瓦在其新著中引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戴维·卡莱欧教授的思想，强调美国、西欧和以俄罗斯为主干的欧亚地区，各自独立存在、自成一体，主张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欧、美、俄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北约东扩式的伸张。在类似权重人物的出版物中，也可见当年曾参与北约东扩酝酿阶段政策设计的美国前防长威廉·佩里的认真反思，他的基本观点是，为北约东扩忽略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考量而感到深深遗憾。

第三，在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走向的描述中，美国“可被取代性”的假设得到强调与关注。颇有影响的美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专家罗伯特·卡普兰描绘了未来欧亚力量分布的图景，直言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帝国”可被取代的前景。他认为，尽管“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角色——印度、俄罗斯、中国和欧盟，还有着各自的问题”，但“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虽然“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正等待着自己被淘汰。”卡普兰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布热津斯基在二十多年前的名著《大棋局》中把美国作为欧亚大陆“最后一个帝国”的“可替代性”表述甚为接近。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看待面临“被取代”前景的帝国心态，如何在推进欧亚大陆各方互动的同时，也妥善处理与美国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走红。与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相比较，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主张，看来更多地被转化为俄罗斯官方立场。与杜金有所区别，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有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最新阐述中，除了依然突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之外，强调“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应是俄罗斯-中国组合。在朝大欧亚前进的同时，除了强化俄罗斯未来几年向亚洲的倾斜，还应思考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理念基础上与欧洲这一传统伙伴落实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摩擦不断，但俄罗斯主流精英还是没有放弃要把欧盟纳入他们自己所构想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

4. 主张美国离异于传统欧洲文明的新观点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促使思想精英们反思：欧洲与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正走向离异？虽然这一话题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就被欧美学术界所关注和争议，也曾经引发过欧洲主要思想家哈贝马斯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流派学者之间的争论，但如今在“特朗普现象”的刺激之下，从文明和思想源头上区分欧洲与美国的努力，似乎正在重新开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哈德逊研究所非驻所研究员、Flint Global公司顾问，并加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诺·玛萨艾斯，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美国的诞生》中提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与其“欧洲过去”彻底切断的进程之中，它将重塑自我，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明诞生。玛萨艾斯认为，受人尊敬的托克维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认为美国是欧洲梦的完美版本，但是，“美国与欧洲式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有着巨大的区别，是一段与欧洲相互分离的”全新开始。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凯润·斯金纳评论说，“这本见解深刻的书提出了大胆而违背直觉的论点，国际体系已为民族国家间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繁荣做好了准备。”无论玛萨艾斯的这一论点引起多大的争议，它至少表明，美国与传统欧洲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从客观上说，这一趋势会深刻而持续地作用于欧盟与欧亚大陆其他主体间的互动。

5. 孕育中的欧亚观念格局新形态

思想潮流的变换，推动着人们对未来欧亚地区格局，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格局的种种思考。与上述布鲁诺·玛萨艾斯有关欧美文明割裂性的判断相反，中国学者施展的《枢纽》一书提出，“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施展强调，中国经四十年改革开放介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后，居于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体系之间的独特中介地位。这一独特而具有强劲势能的地位，不仅凸显了欧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且表达出对于不同治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联；作为兼具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特点的中国，其未来意识形态的构建，天然地承担着在主权界定与非主权界定两种形态之间相互连接的功能，必将在未来欧亚大陆各大板块内部合作与博弈进程之中，以及在调处与传统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海外力量相互关系的复杂进程中，发挥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作为俄罗斯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亚历山大·杜金，其在2013年所著《多极世界理论》一书中，对于中国所兼具的海陆地缘政治特征的刻画，也曾经表达过与施展相类似的思想。

总的来说，以谋求欧亚大陆各个板块的自主发展与互相联通的经贸实务，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动态势，也表明了中、俄、欧互相接近的逻辑可能；同时，对这种发展与连接所进行的叙事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化，并开始发挥实际影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样浩大规模与介入深度推进的欧亚大陆强化内部联系的进程。

欧亚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要真正推进高水平的、稳定且持续的相互连接与合作进程，无论从其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远非轻而易举之事。

（一）地缘政治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内体量巨大的各大板块聚合，难以避免在域外引起反应，首先是来自美国方面。

其一，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之间尽管很不相同，却都在世界事务排行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这组三边关系的能级而言，欧盟是当今世界体量巨大的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占据了最为广大的空间地域，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则拥有当今世界最多的人口数量和最为活跃的经济发展态势。在这三者的巨大动能作用之下，欧亚大陆何去何从，势必牵动世界发展的走向。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三大板块间相互关系的一举一动始终与美国——这个身处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安全岛”，同时又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实体——息息相关。欧盟，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伙伴；俄罗斯，是当今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军事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三大板块中任何一方自身体量的消长，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改变，都会引起美国的巨大反响。更不必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