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理论视维出发，治理效能具有不同的内容构成，相应地，制度成熟所体现的转换优势也不尽相同。从治理效能的性质来看，可分为正向效能和负向效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向效能是指制度实施所产生的效果维护了既定社会生产关系并促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现实地表现为能够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运作结果符合制度设计之初衷和人民生活之向往；负向效能则表现为制度所发挥的效应难以适配经济基础状况，对社会生产力起到阻碍甚至是减损作用，无法应对各项治理挑战和回应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任何制度所产生的效能既不可能纯碎是正向效能，也不可能完全是负向效能，而是呈现为正负对冲之后的复合效能。制度成熟在效能转换上的优势则表现为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正向效能和避免负向效能，并使得正负效能叠加起来的总体效能仍然是促进发展的正向效能，这种复合后的正向效能规模才是衡量制度成熟度的参照。

从治理效能的层次来看，可分为理念效能和物质效能。理念层面的治理效能指的是制度运作后增进了民众对共同体的价值体认，更加坚定了共同体成员对体制模式的道路自信，对于政治系统所提方针路线和政策主张的支持度不断上升，从而更好地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共识；物质层面的治理效能是指制度实施的结果对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回应和发展需求的满足，与理念效能相比，物质效能更具有现实具体性和特定针对性。理念效能与物质效能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持的关系。因为若想广泛、持续和稳定地产生理念效能，必须通过现实利益的实现来提供坚实支撑；而如无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散布性支持，仅有物质性的绩效供给，就会导致“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此，制度成熟对于治理效能转换的优势不仅在于两种层次治理效能各自规模体量的稳固递增，更加表现二者之间的互动支撑、有效转化和同频共振。从治理效能的领域来看，可分为经济效能、政治效能、社会效能、文化效能和生态效能。国家治理涵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五大领域，制度体系的内容也紧紧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设计和完善，所以制度治理的效能就是五大领域制度执行绩效之总和。治理效能的这些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紧密关系，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不可忽视任何一个领域的制度绩效，否则不仅单个领域的治理效能无法得到保障，还会影响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制度成熟对于治理效能转化的优势表现为，制度实施后的结果是各个领域均取得良好治理绩效，国家治理的战略愿景得以稳步实现，并且呈现出各领域动态均衡和协同并进的发展态势。

（五）标准之四：适应运行生态调试能力的增强

某种制度能够释放出良好的治理效应，产生的多维绩效结果足以因应现时条件下国家治理面临的各项风险挑战和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其在效能维度上所昭示出的成熟定型只不过是相对化成熟与阶段性定型。因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治理情景复杂多变，现实利益需求日益增长和丰富，彼时之制度成熟所生发出的治理效能无论是质地结构抑或体量规模上，均不意味着能够做到契合此时乃至未来变化性的要求，亦即实现制度效能供给与实践发展需要之间的动态化平衡和结构化适配。所以，制度成熟的重要品相之一，就是必须密切跟进运行生态的变化，不断对既有的制度体系加以适应性修整，有效增强制度自我调试能力，从而持续性地迸发出高质量的治理效能。对制度运行生态调试能力的必要规定，使我们能够在把握制度评判核心标准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和完整地认识到，所谓的制度成熟应当是一种适应性成熟。此种适应性成熟表征的是制度内持与时俱进、动态承续、趋于优良的品格，蕴含自我发展完善的制度精神抑或制度秉赋。

制度运行包括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种环境，制度成熟对于运行生态的适应具体表现为制度体系外在适应之灵动性与内在适应之自洽性的有机结合。成熟的制度意味着制度能够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治理行动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和动态切换，持续做到制度运转的有序性、灵活性和高效性，实现制度韧性与治理弹性的紧密适恰。制度外部生态从治理情景来划分，可分为稳定时期的常态治理环境与紧急条件下的应急治理环境，成熟的制度模式能够在常态与应急两种环境中灵动切换，不会因治理情景变更而出现制度失灵和低效的状况。在常态治理中，制度按照既定的程序步骤来操作执行，积极适应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密切跟进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变化，稳定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绩效支撑。一旦进入重大突发事件所致的应急状态，制度体系仍然能够为危机应对提供规范性与有效性兼备的手段支撑，产生最短时间内降低损失并消除危害的治理效果。同时，应急状态结束之后，为化解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治理手段不会随意沿袭至常态治理环境，成熟的制度模式可以将治理节奏重新带入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