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

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之举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的质量成为了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影响国家治理水平的主导性因素。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性追求规定了，在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设计作为前提基础。在此，首先要辨识现代性的准确内涵及其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①所谓“现代性”是指“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可以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是治理目标与治理过程的关系，现代性是现代化意欲达成的目标，是国家在完成现代化过程之后治理能力的总体特征之呈现。今天我们所大力倡导和努力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一个亨廷顿所说的逐渐“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目的就是为了不断趋近现代性的目标，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表现达到最先进水平，从而具备现代性的特征。正因为现代性的治理目标是通过现代化的治理过程实现，而现代化的治理过程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作为工具依持和手段凭借来有序推进，所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必将展现出国家制度设计的完善性。

根据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完整内涵，其所展现出的制度设计之完善应该涵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理能力现代性的现实需求指向展现出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务实性。“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国家能够在制度规范的指导下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要求在制度规范设计之初就秉承务实求真的态度，以现实性的治理需求为导向开展制度建设工作，及时将实践检验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制度。建国之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断验证，超越客观现实规定的政策路线抑或仅凭理想浪漫主义政制构想的实践求索，不仅无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性水平，反而会给国家发展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并以卓越的政制表现宣告各种“中国崩溃论”的崩溃，“最关键的原因是，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而不是以理想的改革目标为指导”来开展制度设计。二是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整体治理效果展现出制度设计体系上的完备性。治理能力的现代性是国家总体治理效果所体现出的能力先进性，是走完现代化进程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特征，意味着在制度体系的支撑之下，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达到良好的治理水平，从而要求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均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性框架内良性运作。如若某一治理领域缺乏制度支撑或者关键性的治理环节制度资源匮乏，将导致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缺憾，进而制约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整体跃升。所以，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整体特征，反映出国家制度的体系结构比较完整，早在设计之初建制者就注重为治理实践供给丰富健全的制度资源。三是治理能力现代性的内在规范要求展现出制度设计内容上的系统性。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内蕴规范化治理的诉求，要求国家治理的各项活动都应纳入制度化、程式化和标准化的运行轨道，从决策部署到政策执行再到过程监督均有着明确具体的程序规范。从而要求国家制度设计的内容必须具有系统性，让治理活动的每一个过程环节都有制可循。概括而言，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内容包括三大体系：首先是制度文本体系；其次是制度执行体系，最后是监督保障体系。制度文本体系是指静态的国家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安排等内容所构成的文本性制度集合。制度执行体系承担着从文本规定到实践意义的转换职能，是制度发挥实际效用的中介系统，具体规定了制度执行的主体构成、条件设置、程序步骤等内容。监督保障体系则是为了防止制度执行偏差和执行主体腐败，是对制度执行的过程性监控和权力结构的制衡性安排，目的在于保障制度文本在执行之后能够产出良好的治理绩效。四是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渐进实现过程展现出制度设计空间上的包容性。治理能力的现代性是经由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所不断趋近的目标，需要通过实践环节渐进获得，任何国家的治理能力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达到现代性的水平。同时，治理能力的现代性要与治理需求的动态变化相匹配，“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能玩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故而，最初的制度体系必须预留一定的调整空间，体现制度设计空间上的包容性，以适应治理复杂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现实情景。尤其是在国家发展变革的关键阶段抑或遭遇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时，如若制度设计缺乏必要的弹性空间和改进余地，结构体系僵化封闭，无法包容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需求，不仅治理能力的现代性缺乏成长机遇，制度体系自身也将面临崩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