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美债违约,拜登政府的最大风险
2023年05月10日  |  来源:CISS  |  阅读量:1335

当前,美国政府正面临难以避免的债务危机。去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刚结束,笔者就曾撰文前瞻,对于已经“跛脚”的拜登政府而言,最严峻的政策瓶颈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批准提高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

众所周知,随着二战后美元霸权的确立,美国政府预算赤字成为常态,必须靠举债维持运转,由此逐渐形成了每年由国会批准政府的借债上限的制度。于是,在美国两党政治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利用这一制度互相制衡。尤其是在“分裂政府”——赢得总统大选的政党在国会中失去多数席位——时期,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反对党必定利用债务上限对执政党施压,以达到损人(执政党)利己(反对党)的目的。由此一来,形成了美国政治中“债务天花板博弈”的独特景象。

今年1月,美国债务就已到达2021年9月国会批准的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6月1日是获得提升这一上限的最后期限。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院大概率将会拒绝拜登政府提升债务上限的请求,这会使得美国财政部无法继续发行国债,进而导致国债违约。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一旦美国国会封杀政府债务上限的提升,美国经济将立即堕入“极其阴暗”的状态:股市将下跌45%以至崩塌;历史性的经济衰退将难以避免;失业率将激增。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债务上限不能提升,美国31.4万亿美元的国债必将违约,进而引发全球性金融灾难。正如笔者之前预测的那样,债务违约已经成为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倒性挑战。

为了避免发生债务违约,拜登邀请国会共和党高层于当地时间9日进行商讨,但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强硬。拜登已经放言,他将告诉国会共和党人必须“做所有过去国会都做过的事,那就是通过举债上限,避免违约”。否则,共和党人就是将美国经济作为“人质”来牟取一党私利。而共和党议员则要求拜登政府首先同意大幅削减预算,尤其是为了“讨好选民”的社会福利和医保预算,否则将封杀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若如此,拜登政府运作资金将在6月初耗尽。这不仅将导致美国政府关门停摆,而且财政部将失去所有举债空间,使得美国国债——国际金融市场“源本抵押品”——面临技术性违约,其直接结果是美国国债的信用、安全性和流动性大受其损,严重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且还会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的“海啸”。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对外运用“量化宽松”和美元利息的升降来操控金融市场走向、反复在国际市场上“剪羊毛”;对内为维持“消费型”繁荣和持续增长的“防务开支”(其实是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不断增大政府预算,导致国家债务持续飙升,由1994年克林顿政府时期的4.693万亿美元(占政府预算的64%),上升到2022年的31.4万亿(占政府预算的123%)。同时,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使得两党越来越依赖“债务天花板博弈”为党争利益服务:一方面执政党借债花钱越来越“大方”以维护执政成功的“繁荣”景象,为下一届总统大选的继续获胜铺路;另一方面反对党拼命压低甚至拒绝提升债务上限以营造执政不力的“衰败”迹象,进而为下一任总统大选击败执政党造势。其结果,是自1995至1996财年以来债务上限危机频繁出现,政府关门停摆几乎是每年夏天都要上演的戏码。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奥巴马执政时发生的持续4年(2011-2014)之久的债务上限危机。

实际上,拜登政府遭遇的这场债务危机早有征兆。在去年赢得国会众院多数席位之后共和党就已放言,如拜登政府不大幅度削减预算,绝不提升债务上限,反而要将其再压低1.4万亿美元。拜登则在中期大选前就誓言绝不在债务上限博弈中向共和党妥协。而共和党在中期大选中出乎意料的糟糕表现(仅在众院获得微弱多数),似乎更加坚定了拜登政府决不妥协的信心和斗志。

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全方位”的严厉制裁、高通胀和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的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技术性”衰退。同时,全球债务快速上升,已突破330万亿美元大关。除国家债务外,美国私人债务(包括房贷在内的各种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以及信用卡账单等消费贷款等)也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全球外汇储备仅有12.8万亿美元。在此情况下,一旦美国财政部的举债空间因债务上限被“封顶”而用尽,必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恐慌性的抛售美债(实际已经出现),进而迫使美国债务违约。

笔者一向认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因社会高度分裂、国民国家认同上的对立、政治极化导致的高度政治不确定性,加之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难以为继的债台高筑以及美元武器化导致的美元信用持续下滑,是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根本乱源。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障碍。而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包括防止美债违约),则是目前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之一。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美中两国,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再次“同船共渡”。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财长耶伦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急于访华,其内在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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