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不顾中国的反对，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中方目前对此有三类解读，分别是美国误判论、美国地位焦虑论和中美国内治理差异论。本文认为，美国过早地走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出了美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赶超最先进的国家，而是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而美国最近十年也正采取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一变革在方法上的启示是，中美都需要打破整体主义的思维，重视国内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对对外关系的影响。美方之所以误读中国并产生地位焦虑，其实是将中国沿海地区超常规的发展看作是未来中国的权势地位，夸大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取代美国的意图，美国也没有理解中国反复强调的人均低、总量大的二元特征对外交政策的约束。展望未来，中美都应该看到彼此国内都存在着参与国际竞争较少的地区对本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力度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增强，并可能带来极其重大的风险。美国认A为中美陷入全方位竞争，以至于可以基本同等于战略竞争，而中国政府并不同意美国政府用“战略竞争”来定位中美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需要加以重视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中美在看待彼此关系的性质时为什么存在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认定竞争成了中美关系的主基调？
一、理解中美竞争的新视角和理论框架
美国误判论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关注中国成长最快、冲击最强的那部分力量。
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犹如竞技体育一样，是最优秀的领域和人才参与竞争，因而美国并不太关注中国的落后区域和落后领域，而是聚焦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领域。尽管很多国家高度赞扬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但美国政府似乎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对于推动全球发展的可能贡献，也不愿意相信中国仍将花费巨大的精力巩固这一领域的成就。
美国更愿意陈述的故事是，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更快速，从而很快具备国际竞争力，身处与美国博弈最前沿。中美贸易摩擦中颇受关注的华为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公司，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华为公司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表述自己的国际身份特征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将自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并经常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最近一些年，中国政府更是反复强调，尽管中国已经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但也还有人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群体。
可惜的是，这样一种二元论并不能让美国政府得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并不是要等到中国14亿人口都发展起来了才做出政策应对。实际上，美国往往根据中国最强的区域和领域的发展事实，就推断中国未来一个时期有可能对美国形成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和研判中国最强区域和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才能准确掌握美国的变动趋势。
比地位焦虑论更加持久和长远的观点是，美国战略界在研判威胁时，并不局限于当下，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态势。如果未来的中国存在挑战美国的可能性，那么也会被当作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由此可能提前采取措施，即所谓先发制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了展望到20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发展愿景，为什么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美国当作最主要的威胁呢？同样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尽管很多国家都会提出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愿景，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如期实现目标。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国家的规划停留在纸面上。真正让美国颇为忌惮的事实是，中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记录之好前所未有，中国新近提出的目标也极有可能实现，以至于美国认为这种挑战的趋势不可逆转。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持续数十年实现多个既定规划目标，甚至超前实现，才引发了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担忧。美国强势打压中国的动机，与其说是对当下的担忧，不若说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战略目标能力的担忧。
二、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真正推动中国发展战略实施和落地的是更具指导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现代化”这个目标之后，在目标的实现时机以及内容等两个方面，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实践证明，目标定得合适与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更为本质和务实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和目标的提出及其完善，主要依赖于对本国国情的准确认识和发展能力的准确评估，“现代化”一词虽然借用自西方，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并不以赶超某些国家为目标，而主要是阶段性实现对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1.第一阶段：计划于2000年完成“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始于1964年。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截止时间定于20世纪末，就连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并未改变这样一种时间设定 。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邓小平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就中国想要成为的“大国”是个什么样子做出准确说明，但邓小平当时提过的两个概念值得重视。一是在会见大平正芳时曾提及，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另一个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
2.第二阶段：计划于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和目标的提出，对中国的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到21世纪中叶之前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根据当时的测算，“截至1997年底，我国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86.5%”。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1997年的中国仍处于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点上，离完全实现小康社会仍有一段路要走。
在此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区域和城市。2012年，江苏省昆山市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些经济学家据此认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看，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局部地区是可以率先做到的 。2013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等34个国家属于初等发达国家 。
2012年，中国多数人接受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为1.4万-2万美元，当时美国的人均GDP为5万美元，经合组织国家为2.5万美元。这意味着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25%-4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80%。综合上述各个不同时期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即当时中国所界定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门槛值是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
3.第三阶段：计划于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领导人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从来不是美国式的现代化，中国也无法在所有指标上达到美国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像墨西哥、阿根廷那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今天看来，中国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由此看出，中国政府将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时间提前了15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继续坚持这一总体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在总量和人均之间：中国式现代化在方法和地理上的变革
作为辅助性的证据，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两个论点：
一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处于和美国经济科技博弈的最前沿。美国看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超前发展形成的国际挑战。这样一种基于中国某些地区和产业的评估，与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基于整个国家和综合国力的评估方法是不一样的，由此造成的冲击效应也就不同。
二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造成美国制造业也衰落和工人就业机会丢失的并不是中国整体的力量，而是基于经济聚集效应在中国某些地区和某些产业领域形成的力量。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中美在多个领域的关系是越来越行不通了。我们看到，二十大报告强调“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时，“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 。这两个表述是以往党的政治报告中未曾出现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建立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立足点就是沿海地区的2亿人口，如今转向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依然强调东部沿海地区在建设现代化和开放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至少有5个理由将中国的沿海省市与人均GDP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体进行跨国比较。第一，就人口规模而言，中国不少省市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相差无几。除美国外，中国都能找到人口规模相当的省市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匹配。第二，收入高的经济体一般开放程度也较高，而中国沿海地区在中国所有省市中开放程度是最高的。第三，从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联系看，中国沿海地区与世界的联系也最为紧密。第四，中国沿海地区不少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人均GDP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五，中国人均收入在还没达到美国三成时就从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阶段。
因此，2010年以来中国沿海省市在全球发展版图中的地位快速攀升，并且要比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攀升的幅度大得多。这或许是导致美国过早地与中国走向战略竞争，而中国始终认为美国没有读懂中国、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所在。
四、几点结论
未来十年均被中美认为是关键性的十年，但中美对彼此关系性质的界定迥然不同。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希望美国正确认识中国的实力和意图。而美国根据以往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认为中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并可能赶超美国，因而持续加强了对华的打压和遏制。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集中在分析美国的地位焦虑，以及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革。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但是，进行这样的一种结合，不仅需要理论上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也要从方法上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整体主义思维。中国转向注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表明传统的发展战略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调整，因而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过去十年注重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不能将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革联系起来，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会走入思维的盲区。
地位变化的确是引发美国焦虑以至于对华过早地进入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但这类解释不够完整。美国依据历史经验，早在20年前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差距甚大的时候，就根据中国可能在2025—2030年挑战美国的这样一种前景，开始防范中国。只是因为在此期间，有更大、更紧迫的现实挑战摆在美国面前，美国才不得不分心在别的区域投入战略力量。虽然我们多次向美国解释和说明，希望美国准确解读中国的发展和意图，但美国下定决心将中国视作21世纪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我们也要改变思维，重新去思考美国为何不断地渲染中国的威胁，并且过早地与中国走向战略竞争。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思维并不是寻求赶超美国，而是基于对自身国情和发展能力的评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地位焦虑论中对地位变化的分析相比，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三次大的跨越式发展——最初将目标定位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目标修改为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近一次则是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定于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美关系较好的一个时期，中国事实上延迟了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时间。但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加速发展，大幅度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最终确立提前15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变革。上述目标的阶段性调整，特别是将中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不仅被证明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让美国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一种摆脱西方发展模式控制的新的发展道路，让美国产生了“中国恐惧症”。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美国之所以有这种恐惧症，并且始终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读懂中国，其原因在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要显著快于中国的平均水平，走在了大国竞争的最前沿。从改革开放之初起，中国沿海地区就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目前拥有中国有3/4的外贸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形成了对高素质人才富有吸引力的高工资，是中国创新高地，并进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不过，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人口还处于低收入水平，但在美国看来，这部分人口及其所在的区域，其实并没有广泛地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似乎对美国的影响不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并不了解，因而很容易依据对沿海地区城市和技术的发展来评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美国过去十年面临着中产阶级萎缩的挑战，并将原因归结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如此一升一降，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担忧和焦虑。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仍将进一步发展，而美国虽然霸权衰落，但总体国力仍将维持。因此，如果双方都从整体主义看待彼此的实力地位和意图，就容易夸大彼此对对方的威胁。随着中国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美国注重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事实上已经为中美重新理解彼此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域和区域的合作开辟了空间。未来，中美都应该重视这些区域和人口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校正看待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框架。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本文摘自《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