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2022年GDP仅增长了3%，中国理应会为2023年的GDP增速预设不低于6%的目标，而且6%也几乎是所有市场预测的最小值。但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公布了2023年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这是他任期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10年前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把他任期内维持不变的8%的增速目标第一次下调了0.5个百分点，以便给当时过热的经济降温。但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的继任者的10年任期里，这个7.5%却成了无法逾越的最大值。

表面上看，从2014年开始，中央政府的GDP增速目标就不断地下调，要么是直接在上一年的目标值基础上下调半个点，要么是向下给出半个点的区间，要么就表述为左右。总之，没有再上调过。这的确令人费解，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再为下一年的GDP增速设定一个不变的或略微更高的目标？

一个解释是，如果这一年的实际增速没有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就没有理由在下一年再定出更高的目标。是的，过去10年里，没有完成增速目标的年份竟有 8年。这确实不可思议。从2013年之前的20年的情况来看，中央政府预设的增速目标几乎成了下限，说明地方政府会认真听从中央设定的增速目标这个指挥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方政府在引导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规划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他们要看中央政府的颜色行事。很显然，如果中央政府的目标不断下调，地方政府就知道，更高的增速是不受鼓励的了。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中央政府下调增速目标，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让GDP增速更低，反过来又迫使中央政府下一年度继续下调增速目标。

过去10年，由于GDP增速持续走低，给估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带来困难。潜在增长率是个锚，但现在这个锚在漂移中。

2002-2012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是10.2%，现在则下降了一半。这期间，中国没有遭遇严重的社会不安。相反，因为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经济规模还在持续扩大，实力在持续增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等一些领域的进步还非常耀眼。

这说明，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了GDP增速作为指挥棒的传统做法，而改为以就业创造为目标来调控宏观经济。从统计上看，过去10年，中央政府预设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都维持在1000万左右，相对于GDP增速目标，这个就业目标更具约束力。事实上，过去10年城镇新增就业的年均岗位数大约都维持在了1200万个以上。

这一目标转变切实可行，是因为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比以往更加有弹性，也使得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显著提升，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朝向新兴的服务部门。这意味着，如果可以提供同等数量的就业岗位，不必再以更快的GDP增速为目标。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中国一直将GDP增速视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并鼓励地方政府追逐更高的GDP增速。这一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加快公共资本形成，让地方政府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挤入更多的私人资本，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但这个机制最终会遭遇边际成本急速上升的制约。不仅环境破坏、空气与河流污染会成为严峻问题，而且过度投资也受到过快下降的回报和过快增加的债务的制约。

政府向就业创造目标的切换很好利用了GDP增速与就业创造之联系的微妙变化。事实上它也更有利于结构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应用。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全球经济出现的更低的生产率增长和需求的持续收缩已呈难以改变的趋势。过去30年所成型的资本自由化的制度框架正在崩塌，政治正确使全球资本流动受到前所未有的管控和限制。如此一来，不仅西方发达经济体会结束之前的经济繁荣与低通胀混合的时代，而且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低速增长的时代，或许将持续十年之久。

美国致力于孤立中国的政策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正在给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西方经济大概率会进入到拉里.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丢掉“高增速”的幻想也许是恰当的。中国应该要继续致力于通过推动结构改革来降低投资规模和债务负担，支持更多的技术开发，并通过鼓励要素在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大国内部的生产率收敛。尤其是，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恐怕要比追逐更高的增长对于应对这个巨大的时代转变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