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向，自克林顿政府时期逐步形成的对华"接触"与"防范"并行的战略被"全政府"竞争战略所取代。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导下，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科技、金融、教育以及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采取了全面的对华遏制措施，尤其是令全球瞩目的中美"贸易战"，不仅将中美经济关系拖入了低潮，还严重冲击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进而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蒙上了巨大阴影。尽管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从而暂时缓和了两国日益紧张的经济关系。然而，2020年3月，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所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出于转移国内民众对其应变迟缓、抗疫不利的指责从而稳定2020年大选形势的目的，将矛头对准中国，试图将美国遭受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冲击全部归咎于中国;而部分民主党政客在攻击特朗普政府国内政策的同时，也对中国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击。两党在对华强硬政策上不仅达成一致，甚至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好勇斗狠"的竞争态势。更为重要的是，两党政客以及府会各派政治势力试图将这种强硬的对华政治表态转变为全面遏制中国的立法和举措，从而推动美国对华"脱钩"。2020年5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考虑要"全面切断对华关系"。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疫情冲击的至暗时刻，美国各方政治势力出于维护自身狭隘利益的需要而加强对华战略打压的举措，令全球前两大经济体难以进入合作抗击疫情的正确轨道。在不断升级的全球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使得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洞察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表现与本质的基础上，妥善应对其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外交战略应当考量的核心问题。

一、疫情暴发前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阶段性评估

近年来，"脱钩"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描述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目标的术语之一，并因此入选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年度词汇。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查德·鲍文（Chad P.Bown）和道格拉斯·艾文（DouglasA.Irwin）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蓄意脱钩"（conscious decoupling），美国对华施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美中经济的"脱钩"。卡托研究所的西蒙·莱斯特（Simon Lester）也认为，目前在众多界定美国对华战略的术语中，"蓄意脱钩"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我们大体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次全球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对华"蓄意脱钩"战略的举措及其效果进行评估。

（一）以"贸易战"纠正中美贸易失衡的效果不佳

2018年以来，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并不断极限施压、升级态势。美国对华"贸易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正常经贸往来，而且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1。特朗普政府认为∶第一，对华加征关税将有效抑制中国对美出口，降低美国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和总体贸易逆差;第二，对华加征关税的成本将由中国出口商而非美国进口商承担，因此不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及相关产业利益。然而，这两条发动"贸易战"的依据均已被事实证伪。首先，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gliz）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并未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对外贸易逆差总额均比2016年高出1/4，也创下了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新纪录。2019年1-8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增幅约为8%。此外，特朗普声称要将制造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幅不仅低于2008年后经济复苏开始时的水平，而且仍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至少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缺乏替代弹性，因此美国消费者只能承担由关税提高而带来的价格上涨;第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跨国企业并未大规模转移其在中国的产业链。其次，对华加征关税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的利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商并未因为美国提高关税税率而大幅降低输美商品的价格，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效应几乎全部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和进口企业，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无谓损失（Dead Weight Los）"。美联储纽约分行的研究则表明，2018年美国家庭部门的无谓损失合计约528亿美元;2019年5月10日，美国决定将总价值约为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税率由10%提高至25%，仅此举一项便使美国家庭部门每年遭受总额高达1060.74亿美元（户均831美元）的巨额损失"。反观中国，2018年以来，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结构性关税调整政策，即在将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税率由8%提高至21.8%以反制美国的同时，将其他贸易伙伴国对华出口产品的平均税率由8%降至6.7%，并对只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如半导体和药品）进一步降低关税。这一对冲措施极大地缓和了美国进口品价格上涨对中国消费者和相关产业的冲击"。

（二）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产生巨大经济代价

中国日渐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是美国对华"全政府"遏制战略的重点。尤其是中国的5G通信技术，更是成为美国打击的首要目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2018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公司在5G标准制定与全球布局方面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物联网和5G技术的支持在经济、安全、供应链和数据隐私方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风险。为了遏制中国在5G通信等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的赶超态势，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修订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美国遏制中国迅速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一本质显露无遗。然而，科技霸凌所产生的"双刃剑"效应同样令美国高科技企业面临损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全球高科技产业早已去中心化和扁平化，不同国家之间通过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密切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从产品设计到组装加工的复杂工序。美国虽然牢牢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但是其科技霸凌行为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也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格局，损害了包括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内的全球产业链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使得美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着被迫放弃中国庞大的并仍在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的风险，潜在的利润损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发投入的连续性，进而削弱了其技术创新能力，这正是2020年以前美国商务部一再延长对华为"禁售令"的主要原因。事实证明，强行推动全球前两大经济体"脱钩"对美国而言，其经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