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的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种族矛盾、警民冲突、文化认同冲突等因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爆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总统选举等而进一步恶化，陷入“疫情-经济衰退-抗议骚乱-加重疫情”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并在2020大选中集中爆发。美国社会将在一段时期内深受“特朗普主义”政治遗产的影响，美国社会的冲突与撕裂将持续恶化并反噬美国政治，使其陷入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

一、 失衡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强劲的经济数字背后是美国最富裕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逐年扩大，是不同人群的安全感和获得感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因疫情而迅速恶化。

（一）贫富悬殊

2009年至2018年，底层90%的人的工资增幅长仅为6.8%，而顶层0.1%的人的工资增幅长高达为19.2%。从2020年3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健康和财富之后，而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却迅速增加。最富有的五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在疫情这一时期间增长了85%，重要原因之一是股市飙升和经济封锁给科技垄断企业带来了好处。

（二）移民政策

2020年，一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力度减少移民，另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使前往美国的旅行和移民急剧降温，美国移民人口的增长速度迅速降低，非法移民数量在下降，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是难民安置项目历史上最少的。并且，采取“公共负担”审查标准缩减合法移民，被批评为针对来自非英语为母语的低收入移民群体。

（三）社会治安

2020年，美国的犯罪率持续增长，暴力犯罪情况严重，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与此同时，枪支交易和枪击事件创历史新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枪支和弹药制造商这个行业成为疫情下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

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社会不平等

美国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给不同群体带来了明显著不同的冲击。由于长期存在的上述不平等和差异性，低工资工人、有色人种和妇女沦为在疫情引爆的医疗和经济双重危机中是的主要的受损群体。例如，与欧洲裔白人相比，拉丁裔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非洲裔更容易死于该疾病。但是，借疫情财富暴增的绝大多数亿万富翁，是白人男性。也就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美国多维度的社会不平等，并集中体现为健康的不平等性。

（一）阶层不平等

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受损或受益的情况迥然不同，例如，以互联网、医药和枪支弹药等为代表的大资本力量借疫情赚取大量利润；交通、医护、餐饮、零售等行业的基本工人（essential workers）以非洲裔和拉美裔为主，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严重受害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所接受的检测和治疗等差异巨大，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是新冠肺炎疫情中最脆弱的群体。

（二）种族不平等

业已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更加非常明显，其负面影响的受害者主要是非洲裔、拉美裔、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家庭。以工作岗位分化和居住隔离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强大驱动力之一。，这对美国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新冠病毒加剧了因种族和社会阶层不同在获得学校资源方面的差距，疫情下数字鸿沟的背后是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痼疾——获得学校资源的多少差距是按照种族和社会经济的界限划分的。

（三）代际不平等

疫情期间，不同年龄阶段的美国人被传染率和因新冠肺炎致死率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而年轻人的贫困率远高于老年人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是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新冠病毒称为“婴儿潮一代杀手”所凸显的代际矛盾的根源之一。

（四）地区差异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对美国多个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条件提出了挑战，并突出了全美东西部和城乡地区在卫生保健和卫生保健获取方面的公共卫生资源的空间差异。同时，疫情也暴露出美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宽带接入不足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匮乏的问题。

三、弗洛伊德事件引爆多重冲突

尽管弗洛伊德事件不过是近年来警察暴力执法案件中的一起，但由于美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居家令”禁令导致人们难以于出行娱乐、经济大衰退和2020美国大选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成为焦点事件。

（一）党派炒作

美国长期以来有以种族骚乱等形式来释放因社会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压力的传统，特别是两党利用该事件为了赢得大选而所进行一的系列炒作，导致弗洛伊德时间引爆自1992年洛杉矶因种族冲突而爆发引起的骚乱以来之后、全美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浪潮，是美国多重历史性、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对弗洛伊德事件抗议运动的支持率因种族、党派和代际等因素而差异明显。

（二）两种社会运动的对立

2020年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和“另类右翼”运动直接对立激化的一年，卷入各种关于美国文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的争议和社会冲突之中。“国会山”事件可能标志着“另类右翼”运动迈向朝更极端的反建制新阶段的开始。“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拜登胜选后迅速趋于减弱，充分体现出21世纪黑人民权运动的迷茫与畸变。

（三）警民冲突

弗洛伊德事件引爆的抗议活动的主要针对目标之一，是反对美国警察针对非洲裔的暴力执法，所以抗议现场不时爆出警民冲突，而警民冲突升级背后同样有党派斗争的因素。

（四）文化冲突

弗洛伊德事件所引爆的全美各地的种族和社会动荡，已经渗透到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城市和小镇等，体现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多重价值分裂，特别是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两种文化认同之间冲突的高度激化。此外，针对疫情还有反智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对立。

四、趋势与展望：社会撕裂的继续与加剧

“一切为了选举！”这既是2020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底色，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种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被两党党争、特别是各种竞选政治活动凸显甚至夸大，形成大规模抗议骚乱乃、直至2020年大选种种乱象频发的原因所在，也正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大选结果和选后种种乱象表明，美国社会不仅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处于种族、意识形态、阶层、职业、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多重维度的高度撕裂之中。

拜登政府面临一个多重撕裂持续恶化的美国社会，如何缩减阶层鸿沟，如何缓解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平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怒火，如何尽快有效地防控疫情和重启经济，如何对特朗普主义色彩鲜明的社会政策进行调整……都是拜登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因为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深陷于各种不确定之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美国研究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