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节点事件。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个引起全球响应与广泛追随的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日趋崛起的软实力，更折射了中国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吸引力、号召力。诚如笔者在峰会现场听到一位西方大国的前政要所说，“这是二战以来除联合国会议之外的最大规模全球峰会，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深远的”。不只是对世界格局、中国实力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对中国普通民众世界观改变的意义也同样巨大。“一带一路”进展中的“民心相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位西方大国的前政要曾说，一带一路峰会是二战以来除联合国会议之外的最大规模全球峰会。

中国的世界观拓展至“全球” 

        从中外相互学习与互动的历史延承看，1840年以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大体有四次实质性的拓展，每一次拓展伴随着下一轮进步须汲取的教训，与此同时，中国进步也助推了中国社会的自信。在2013年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尚未呈现真正的“全球性”、“对等性”，而“一带一路”的进展使中国的世界观从此前“向西方学习”逐渐开始“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第一轮世界观拓展期可称为“睁眼看世界”，即以清末思想家林则徐等为代表，破除原有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的观念，学习欧美国家。当时最石破惊天的，莫过于1842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可谓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起源，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当时的“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更多地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只是希望在军事上抵抗入侵、克敌制胜。那时中国的世界观仍以“天朝”为本，仅仅看到了世界一部分“欧美国家”先进的技术而已。
         第二轮可称为“道路选择期”，即中国人在20世纪初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自居的心理彻底崩塌，全面转向西方学习，寻找自强之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民政府在治国方略上大量借鉴西方，有的方面甚至全盘复制；同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另一个维度寻求救亡图存，最终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1940年代末，中国“天朝上国”梦境已苏醒，转而把西方列强视为压迫中华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国面临着终结“百年挨打命运”的历史重任。
        第三轮是“一边倒的革命期”。鉴于西方对华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以及美苏两极对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此后，中国经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历史斗争，成功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逐渐建立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重返联合国，还主动对“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一度被视为“第三世界”革命领袖，成为冷战两大阵营之外的独立大国。但此时，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系整体上是紧张的、敏感的。
        第四轮是“虚心向西方学习”期。新中国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进步，但犯的一些“左倾错识”也使经济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1979年前后，邓小平连续访问日本、美国，开启首位中国领导人访问当时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先例，向全国传递“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的信号。虽然当时也支持向原苏东地区、第三世界开放，但改革开放早期主要还是从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吸引外资、科技与管理经验。而西方则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主要的学习对象，“言必称西方”在改革开放早期也相对浓厚。
        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神话”才逐渐开始走下神坛。而如何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何平等地与世界交往，既学习世界，也与世界分享经验，直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才算是正式破了题。

  “一带一路”折射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豪感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近两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的态度，有一条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轨迹：由简单学习到全部照抄，再逐渐走向有效学习；由狭隘学习技术到全面复制体制，再逐渐走上中国道路；由极度自负坠入极度自卑，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对外学习的有效进程与国力复苏的进程基本吻合，也随之积聚反向输出的力量与动能。
        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国与世界互动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也伴随着时代的局限。从思想交流与知识互动的层面看，中国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阶段，中国向世界学习的多，输出的少；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识与思想的失衡现象非常明显。当中国成为第二大全球经济体，并呈现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时，这种失衡状态是不可能继续维系的。
        于是，历史选择了“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政策与全球治理观念上实现了知识与思想的全球输出，开始逆转此前被动的状态。这种逆转折射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豪感。
        诚如笔者在某次央视直播点评中所说：“100年前的1917年，中国是一战战胜国，但领土却被列强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国受到日本入侵，差点亡国；40年前的1977年，中国经济陷入崩溃，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20年前的1997年，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如意大利；现在，2017年，中国GDP已是意大利的5倍。首倡“一带一路”，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来北京为中国来站台、背书。2017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节点年。”
        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不是“一带一路”，也会有“Ｎ带Ｎ路”或一个管“总”的概念来形容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合作设想，推进中国“世界观”的全球共享。
        过去一些年，笔者与所在机构同事在近50个国家宣讲，无论是外国官员，还是企业家、学者、社会精英等，都越来越渴求了解“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思想源起、行为逻辑与未来走向。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民众的视野也渐渐从“仅盯着西方”的局限中拓展至真正的“全球”。

中国进入“全球公民”时代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提起“国外”或“世界”，人们脑海中第一反应都是美欧日等国；提起“与国际接轨”，更多指的是与西方接轨。民众出境旅游，多数都往美国、西欧、日韩等国“挤”；国际问题研究也多聚焦西方。这种对发达国家的“世界观”偏好虽体现了中国人“见贤思齐”的民族性格，却如前文所言，造成了长期“世界观”的巨大盲区。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填补了这种心理盲区。
        从中国社会知识与思想变化看，“一带一路”正成为新关注点，人们更多地关注西方以外的区域，如中东、中亚、北非、中东欧、拉美等。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涵盖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类别。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有的则翻译成中文，像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兰科潘《丝绸之路》、美国学者康纳《超级版图》等都成为了全球畅销书。
        从中国人出境旅游与对外交往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越来越成为出境游的目的地。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已超过1.3亿人次。在中国人出境的十大旅行目的地，泰国已跃升第一，2016年达到近900万人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都名列前茅。赴伊朗、土耳其、埃及旅游的增长率远远超过欧美等国。这些与中国近年来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旅游年”，举办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有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正在拓展的世界观密切相关。
        从中国官方对外教育援助与文化合作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正在成为新增长点。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同举办“国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动20次，签署了43项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等政府间合作协议。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
        不只是如“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大受欢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获得成功。
        中国还对外实施如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复项目，向尼泊尔、缅甸提供文化遗产震后修复援助等。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进展不只是产能合作、金融投资增长、自贸区建立、产业园推广、跨国执法监管等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互联互通，同样也在“民心相通”上推进了一大步。
        随着“民心相通”伴随着中国人真正世界视野的形成，中国社会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时代。这不只是意味着中国人逐渐完整化了自己内心的全球观，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国人与整体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层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区域）被正视、被接纳与被认可。

未来中国要当好学生，也要当好老师

        改革开放近40年的成功，源于中国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技术、管理与发展经验。“一带一路”拓展与延续了中国人的学习势头，与此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老师”形象。
        某著名国际基金会总裁带领40多位美国议员高级助手团来笔者所在机构访问时所说，“带访团来华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中国学习。”类似这样的话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在欧美国家，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精英呼吁西方要向中国学习。不只是西方，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来自非洲、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心愿同样强烈。
        此时，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过分谦虚，而需要善于自我总结、凝炼、浓缩，真正把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新道理、新方法传授给世界，为国际社会贡献思想上的公共产品。
        笔者曾给数十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们上过课，每当谈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保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平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时，对方都会觉得很受益，并纷纷回应这些思想都是本国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由此看，善于对外讲述中国，当好“老师”的角色，在“一带一路”受到全球承认的新时代尤其显得重要。
        在全球知识与思想竞争激烈的今天，“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思想竞争力。在这个大好机遇下，中国学术界、智库界应更有信心与底气，完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敢于在全球思想与知识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样，中国要当好老师，也要做新的好学生。过去，我们眼光总是瞄准如何西方学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生态保护、贫富悬殊等问题上走了弯路，现在也不妨从非西方世界中汲取“一带一路”文化的营养与优点。比如，中国人可以学习伊朗人的精细，埃及人的历史感，印度人的忍耐性，土耳其人的雄心，中亚人的果敢，等等。保持持续、全面学习的心态，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互学互鉴”丝路精神的重要内涵。
        总之，在“一带一路”推进壮大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同时也反向重新锻造了新时期的中国与中国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如何保持在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以及如何做好“全球大国”的国民，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讲，都是是一件新的个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