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在两国官方话语和叙事中一向被视为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典范、战略互信的样板、国际稳定的保障和阻止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重要力量。但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这一组对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国际舞台“正能量”组合从中苏关系正常化及随后不久的苏联解体开始就一直面临质疑的声音。双方国内的对方不可靠论声音几乎伴随着当代中俄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尽管从实际情况看，中俄关系恰恰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内外质疑中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强化和升华。

应该说，中俄两国内部存在着对彼此不够信任的力量并非不可理解。其中，历史记忆的影响可能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相较于后冷战时期中俄不断提升的睦邻友好合作水平，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直接冲突，并都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以边界谈判为例，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两国关系破裂后，双方曾围绕历史上的边界条约是否平等争执了几十年。中方坚持自《尼布楚条约》以降的多数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只有《尼布楚条约》算得上平等条约。苏方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强加于俄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对中国来说丧权辱国的条约反而是平等条约。在中俄签署世纪条约、最终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后，俄罗斯的部分专家还在公开场合要求中方删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俄侵华的相关内容。各种事实都表明，历史记忆是形塑我们对外部世界认知的背景板，尽管它不见得直接决定中俄两国精英和大众的认知结果，但会经由复杂的心理路径不断固化一些选择性记忆碎片，从而对一些人系统地、客观地、中立地审视中俄关系产生影响。

中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结构性变化也容易导致彼此对对方的信任度发生变化。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自认为是冷战终结的关键角色和胜利者，因而曾一度期盼世界新秩序的根基是俄美共治。当时的中俄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不上对方，前者认为后者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后者认为前者的体制类型和已经加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的俄罗斯无法相提并论。北约的东扩、北约对南联盟的“人道主义干涉”将俄罗斯从大西方迷思中唤醒，更加均衡的东西方政策成了俄罗斯的选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得以形成并在随后的20多年间获得了足够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而随着中国的全面成长，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开始感到压力，尤其是美国战略学界在2008-2009年推出的“中美共治”构想更是让俄罗斯担忧其在国际事务中沦为边缘角色。近年来，中俄两国日益拉大的GDP体量等问题也使俄部分充满危机感的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不断反思，个别国内学者使用俄罗斯“以华为师”等耸人听闻的语言又进一步刺激了整体国力处于下降期的俄罗斯。

中俄两国的一些民众对两国关系的战略想象有时候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一旦在特定事件中对方无法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式予以坚定支持时，就会因失望的积累而转化为一种疑虑。中俄关系当然不是尽善尽美，这一点和其他的大国关系并无二致。中俄之间相较于其他大国有更多的共同或相近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共进退。当代中俄关系的源头部分来源于中苏关系，因此其初始定位就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和“不意识形态化”的“四不”原则指导下，以明晰彼此“不可为”的方式实现了从 “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的发展。中俄关系的核心特征是结伴不结盟，但到了关键时刻，两国总有一些人用结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伙伴。所以，俄罗斯国内有少数对中国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问题、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到俄罗斯一边而愤愤不平者，中国国内也有个别对俄罗斯近期在俄美关系、俄印关系上表现不够挺华的疑俄者。

中俄国内存在不少互疑声音跟两国有关对方的区域国别知识供给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中俄直接的信息及知识传导和双方基于“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原则建立起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的需求严重不匹配。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中俄舆论界各种有关对方的报道、分析经常难以做到以第一手的在地知识来支撑，而更多靠的是西方话语的转译，由此产生了种种扭曲和偏差也就不足为奇。

应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那些有意误导或因无知而误判的杂音毕竟都很边缘，也远达不到众声喧哗而遮蔽真相的程度。西方各界似乎都对中俄关系的牢不可破持高度怀疑态度，对其发展前景也不看好，认为战略紧张甚至战略冲突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看法从苏联解体后中俄最初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后来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时期就开始了。但正如波兰一位学者在论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俄关系的专著导论中所指出的，中俄关系的快速发展与西方的悲观预测完全不同。这些都说明，中俄国内域外的各种质疑，即便是有明显的唱衰动机，也不可能真的主导中俄关系的命运。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中俄关系中间或出现的问题皆由发展而生。展望未来亦能坚信，所有的问题也必然可以通过彼此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得到解决。面对这些不同论调，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相结合，修炼好中俄关系的内功。只要中俄关系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所有杂音最终都会被历史洪流冲刷和抛弃。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