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彼得·特明（Peter Temin）指出：“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威胁着美国‘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国家。”2020年3月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的疫情纾困措施、美联储重启“无上限”量化宽松并推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扩大了美国最富裕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同人群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严重失衡，公共债务也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公共项目下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处于高位，如果将私人社会福利开支和以税收优惠等形式体现的间接福利转移支付等因素考虑进来则福利开支总额巨大。但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家庭收入分配变化的预测：2016～2021年》，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会因联邦税收和公共福利转移支付等因素而有所缩减，反而会进一步扩大，而且越是收入高的群体，其平均收入年均增长越快。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分析，以探讨美国社会不平等背后的制度根源。

一、疫情与贫富悬殊恶化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美国是一个老问题。2009～2015年，在美国的4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其余99%的美国人。在九个州，收入增长总额中的一半以上由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享有。2015年，全美收入前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其他99%家庭的26.3倍。2009～2018年，美国底层90%人群的工资增长幅度仅为6.8%，而收入最高01%人群工资增长幅度高达19.2%。201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达到50年来最高水平；2019年的基尼系数略微下降到0.484，该年度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9.8万美元、中位数收入是6.87万美元，二者近3万美元的差距说明富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不仅显著高于穷人，也大大高于“中产阶级”。

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多重危机更加充分地暴露并且加剧了上述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股市飙升背后的怪相

美国股市对保持其经济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人持有股票，相当比重的美国人的退休或养老金计划依赖于美国股市。但是，超过84%的股票由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持有，说明最富有的美国人才是美国股市上涨时获利最多的人群。其中，持有企业股票和共同基金的投资者90%以上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欧洲裔白人，而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两类家庭持有股票的比重均没有达到2%。此外，近90%持有股票的美国家庭通过递延纳税退休账户持有股票，这意味着他们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无法获得这笔钱，除非他们缴纳罚款（提前支取就会有罚款）。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美国股市曾发生数次暴跌和剧烈震荡。尽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60万，失业情况一度比1929年经济大危机时更严重，大量企业关闭，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社会抗议席卷全美，总统大选一波三折……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阻止美国股市自2020年3月23日触及低点以后一路飙升。美国2020年全年GDP萎缩3.5%，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表现不佳，但是基于对拜登政府《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等一系列巨额刺激计划的期待，美股三大股指仍然全线上扬，特别是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占很大比重的众多科技股和疫苗概念股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疫情中的美国股市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特别是年轻人在居家隔离或失业期间，将其拿到的新冠肺炎救济金和失业救济金等投入股市。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和国会通过多个救助法案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数万亿美元、美联储采取的支持金融市场的非常措施等，最后基本上都流入股市、刺激其不断膨胀。因而，美国股市与美国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联度已经很低，也未能体现美国社会的真实全貌。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推出的货币政策受到批评，认为它对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帮助远比对中小企业、州和城市的帮助有效。例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企业债券（主要是大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这是其成立100多年来第一次实施该政策。但是，该政策没有要求企业维持其提供的工作岗位规模，也没有将不向企业高管或股东派发股息等作为美联储购买企业债券的条件。事实上，在疫情期间，这些大企业大规模裁员，并向股东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股息——这种促进经济复苏的方式使大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受益，但未给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普通员工以应有的保护，这显然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美国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美国大企业通过各类经济刺激计划获得巨额帮助。大量低收入人群却在获取食物、保持工作岗位和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方面困难重重，但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救济金投入股市、将此作为仅有的投资渠道，导致海量资金涌入美国股市，而股市的上涨进一步使美国顶级富豪们的财富暴增。

这种怪相既是美国经济金融化和虚拟金融资本主导美国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信奉“股东至上”和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的美国企业价值的必然产物：后者决定了美国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为股东（主要指大股东）提升股价或投资回报，企业运行成本始终受到下行压力（包括工人的收入）——这是美国工人工资长期严重滞后于生产力增长速度、美国初次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的劳资失衡的原因所在。

美国股市的另一个怪相是，围绕着一支名为游戏站（GameStop, GME）的股票，2021年1月美股散户抱团向著名的做空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等机构大户发起挑战。当散户占据上风之际，华尔街直接改变游戏规则：不仅以“罗宾汉”（Robinhood）为代表的券商平台手机软件禁止散户购买股票，而且散户大本营的服务器被移除。声称不会操纵软件评级评价的谷歌一夜之间删掉了约十万条对罗宾汉软件的负面评论：美国这个“成熟自由市场”长期以来吹捧的所谓各自独立、保持公平、严格监管等，都被上述金融和高科技的大资本的联合行为击穿。

（二）贫富悬殊的严重恶化

美国政府、美联储的“救市”政策和美国股市的表现等因素决定了数千万美国普通民众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去了工作、健康或财富，但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迅速增加。

根据《福布斯》年度亿万富翁报告和实时数据，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月，600多名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从大约2.947万亿美元增加到4.085万亿美元，增长幅度为38.6%。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最富有的五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了85%。

根据美联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4季度，按收入百分比计算，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总额为32.01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收入总额的26%），而最贫穷的20%美国人的收入总额仅为3.54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收入总额的2.8%）。按财富百分比计算，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为38.61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31.4%），而最贫穷的50%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仅为2.49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2%）。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工薪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失业，近10万家企业已因疫情倒闭。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报告》，2020年4月的失业率高达14.8%。尽管2020年年底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肺炎疫苗，2021年前四个月的平均失业率仍超过6%。美国失业率飙升至美国劳工统计局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超过76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截至2021年1月30日，仍有1800万人失业。

疫情之下工薪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2020年美国私营部门普通员工的工作收入实际下降了近3%。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主要联邦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工薪收入在2020年4月到7月间负增长，其中4月份下降幅度为-6.64%。

新冠疫情危机发生之前，40%的美国人的存款低于400美元，仅有47%的美国人的应急存款可以支付三个月的开支，其他没有存款的美国人中仅有28%的少量人群能够通过借债和变卖财物等方式勉强维持生活，这显然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失业和医疗费用支出等意外事件。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依靠失业救济、食品券和食物银行（Food Bank）等慈善机构维持生存的美国家庭数量急剧增加。2021年1月，超过2000万美国成年人（约占其成年人口总数10%以上）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周里有时或者经常吃不饱，这个数据远高于2019年，那一年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报告称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并且，这种食物匮乏的情况在有孩子的美国家庭更加严重。

由此可知，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的美国经济社会呈“K型”复苏形态，即可以直接获得政府和央行刺激计划的大型企业和公共部门机构所覆盖的部分经济领域快速复苏，以互联网、医药和枪支弹药等为代表的大资本力量借疫情赚取大量利润，以中小企业、蓝领工人和日益衰减的“中产阶级”等为代表的大部分美国人还处于艰难度日之中，是疫情和经济大衰退的受害者。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初次分配中的劳资失衡和相应的社会贫富悬殊等都在迅速恶化。

二、税收制度的局限性

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收入不平等在财富分配方面出现“雪球效应”：大部分收入被最高收入群体赚取，这些人将收入所得进行投资或储蓄继而获得更大的资本收益，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财富集中。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所形成的“一收一支”结构对初次分配所形成的过高财富集中进行再分配。个人可以通过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美国存在三种福利转移支付：第一，间接福利转移支付，即采用税收减免和信贷补贴等间接方式来进行资助的促进资产积累的福利转移支付；第二，直接福利转移支付，即用于直接消费目的的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第三，私人福利转移支付，即个人通过慈善等方式进行的转移支付。

美国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税收。美国的税收制度结构决定了美国富豪们可以通过影响税收制度设计、充分利用避税漏洞和税收减免等方式，继续扩大经济不平等。

（一）有利于富豪避税的美国税收制度

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复杂，在联邦和州两级分别建立的税收制度是完全分开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征税权且不受联邦政府干涉、也独立于其他州。例如，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显示，以得克萨斯州为代表的共和党控制选区划分的州，因为实施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对美国人口的吸引力强于民主党控制选区划分的州，所以因人口分布变化获得国会席位增加的州大都是共和党主政的州。

从联邦税收结构来看，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工薪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等，其中联邦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在2020财政年度，该税种占联邦政府收入的47%左右；其次是工资税，该税种占联邦政府收入的36%左右。也就是说，80%以上的联邦政府收入源自以个人为征税对象的税种，该比重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美国工薪阶层从他们的雇主那里收到税务局的W-2表格，该表格覆盖了该阶层人士超过90%的工资收入，极大限制了他们的逃税能力。有研究显示，财富水平后50%的美国人未报税收入占真实收入的比例仅为7%左右，与此相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未报税收入占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21%，而最富有的0.1%人群未报税收入占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66%以上。

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顶级富豪们具备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和规避税收政策能力，他们通过政治捐金影响税收制度设计，使用离岸账户和转账业务打造避税机制，或者以避税天堂做掩护等。顶尖富豪们的隐性收入意味着美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现有官方数据体现出来的更加严重。以美国最大超级富豪聚集地纽约为例，2014年纽约市收入最高的前1%的家庭赚取了87%的资本利得、71%的营业收入、71%的股息和利息。该年度纽约市有5.5万户家庭的总收入为19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来自资本利得），但他们在纽约市缴纳的所得税为零，因为他们报告了大量的经营业务亏损。

2020财年企业所得税只占联邦政府收入的5%左右，并且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等在总体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由企业支付的联邦税收份额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从1952年的32%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10%，而社会保险工薪税所占份额呈上升趋势。

这种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几十年来，美国最赚钱的大企业一直想方设法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不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它们主要通过推动税法重大修改来避税，以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为例，该法案没有废除税收漏洞，反而为企业避税提供了合法途径。2020财年，至少有55家最大的美国企业没有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这些企业2020年在美国市场赚取了近405亿美元的税前收入。它们非但没有缴税，反而享受了高达12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其中包括85亿美元的（合法）避税和35亿美元的退税。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因素使亚马逊公司在2020年的利润飙升到200亿美元，但该公司仅为其利润的9.4%缴纳了联邦企业所得税；并且，自2018年以来的三年中，尽管联邦政府对企业利润收激的税率为21%，但亚马逊在此期间实际缴纳的税率仅为4.3%。又如Zoom公司，疫情期间利润增长了400%，但该公司没有为其2020年的利润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种，与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无关。因此，企业避税和低企业所得税率有利于美国富人和大企业，而不是普通美国工薪阶层和中小企业。

（二）联邦税式支出

美国联邦税式支出是指，根据联邦税法，联邦政府对某些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给予的特别免税、豁免缴税或减税，或提供特殊的信贷、优惠税率或延期纳税义务等，是以减少税收收入形式进行的政府财政支出。税式支出和被贴上“救助穷人”标签的直接福利转移支付都属于联邦政府的支出，都能够使个人受益；但一般对美国财政的福利支出的研究仅关注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并且前者的受益群体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和拥有财富最多的群体。

税式支出中与教育、就业、社会服务、健康保障、收入保障和住房等相关的部分属于间接福利转移支付。在现行税制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联邦政府对于某些纳税人（个人与企业）的上述行为实行照顾或激励性的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而形成的支出或放弃的收入，属于财政补贴性支出。

税式支出占联邦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有些预算甚至超过了用于相同或相关目的的项目或部门的全部预算。例如，尽管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减少了对自有住房的税收减免，但其减免税的总额仍超过了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分的总支出。

2020年11月，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财年的税式支出总额接近1.8万亿美元。作为2020年3月国会通过的2.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税局自2020年4月给每人发放大约1200美金的疫情补助金，这笔钱技术上属于可偿付的税收抵免（refundable tax credit），而该疫情补助金构成了2020财年最大的单一税式支出，达2690亿美元。

雇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计划、健康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保费可以税前列支、不必纳税，构成了2020财年排名第二的单一税式支出，达1696亿美元。雇主为雇员购买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所缴纳的费用和收益可以从当期所得中抵扣，构成了2020财年排名第三的单一税式支出，达1536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式支出的受益结构，2020财年税式支出的90%流向了个人，而2018年该比重为8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税式支出主要流向个人，但美国富人才是税式支出的最主要受益者，因为个人的纳税等级越高，被扣除、免除或排除的税收优惠就越大：第一，税式支出主要针对应税收入的扣除项，这必然与边际税率成正比，而富人的边际税率远高于“中产阶级”；第二，税收扣免额度和收入成正比，例如购买的房子越大越昂贵，享有的抵押贷款和税费减免的优惠待遇越多；第三，绝大部分基于投资或享有的税式支出由富人享有；第四，企业享有的税式支出收益流向其股东，而其大股东都是富人。

以2019财年为例，58%的税式支出流向了全美收入前20%的家庭，24%的税式支出被全美收入前1%的家庭所享有。与富人不同的是，由于中低收入家庭没有能力购买豪宅或拥有昂贵的退休计划、孩子上大学比例低等，它们所获得的税式支出利益要小得多。

三、公共债务的恶化与直接福利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当美国人谈到福利项目制造“贫困陷阱”时，他们往往针对的是用于穷人的支出，如住房补贴和食品券等。实际上，使用美国公共财政所进行的直接福利转移支付制度所包含的项目复杂，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基本消费与生存能力的一些项目正在因美国公共债务的恶化而受到挤压。

美国的再分配机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未有效减缓“中产阶级”萎缩趋势，因而第三次分配在美国的作用相较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更为重要。

（一）公共债务的恶化

根据美国财政部在2021年3月发布的《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2020财年）》，202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总收入3.57万亿美元，低于预算预期，其中大部分下降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由于联邦政府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援助受打击特别严重的行业、提高失业救济并向民众发放现金支票等，2020财年联邦政府的总支出急剧增长，使该财年的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3.13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则升至16.1%，创下1945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联邦债务则从16.86万亿美元增至21.08万亿美元，该债务规模已经超过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联邦债务和联邦财政赤字问题在21世纪日趋严重。长期财政预测显示，美国联邦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在75年的预测期内升至623%，显然当前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都是不合理且不可持续的。并且，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范围和时长等都无法预测和控制，这进一步加大了联邦财政的脆弱性。

联邦债务问题的解决需要“开源节流”。美国的疫情仍在持续，单位劳动生产率持续偏低拖累了经济增速，20世纪40～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面临退休导致劳动力增长保持较低水平……开源”并不容易实现。在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贫困人口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健康成本持续上升等情况下，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的刚性也很强，“节流”亦非易事。

联邦债务问题的恶化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逐步转型为一个“支出-借贷”社会具有紧密关联性：美国经济以消费为驱动，个人消费开支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70%，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公共开支明确列出的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大都也是以促进直接消费为目的。消费是绝大部分美国人出于自愿或者被各种制度设计（例如各种以促进消费为目的的社会福利项目）所限制而不得不实施的行为。然而，财富不是收入、支出和消费，而是资产储蓄、投资和积累；换言之，收入只能维持支出和消费，消费往往促进资产储蓄、投资和积累，资产积累却越来越向少数资产所有者倾斜。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呈萎缩态势，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规模也相应趋于萎缩。

“中产阶级”的萎缩在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不少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低于平均水平甚至陷入停滞，背后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冲击、住房价格等增长过快导致的实际收入缩水等。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最小的。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区别，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规模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支撑美国联邦财政系统的“中产阶级”规模的快速萎缩说明，一方面，再分配机制对“中产阶级”的财政补贴已经不足以弥补就业市场和初次分配出现结构性失衡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联邦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将持续恶化。

（二）公共福利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联邦财政所承担的福利转移支付可以区分为两种：直接福利转移支付与间接福利转移支付。前者被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纳入社会福利开支标准账目之中，因而属于直接支出；后者主要指因减免税或退税等税收优惠而造成的联邦财政收入减少，因而属于间接性质的税式支出。

常常被贴上“救助穷人”标签的直接福利转移支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低层次的项目，具有指定性、家计调查性、非缴费性等特点。这些项目的对象是没有获得足够劳动收入的“穷人”或符合一定资格条件的老人、妇女、儿童和残障人士等，也就是通俗意义的“劫富济贫”的社会救助，属于横向转移支付，例如补充收入保障计划等现金形式、未成年人托育援助等实物发放或服务形式等；第二个是高层次的项目，具有普遍性、非家计调查性、缴费性等特点，主要包括各种社会保险和其他权利性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与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工作岗位联系在一起，大都源自工作福利的社会保险，基本属于纵向转移支付，例如社会保障、医疗照顾计划和失业保险计划等。

即使在直接转移支付的低层次部分，很多福利项目也不是“免费午餐”，为了尽量减少“福利依赖”倾向，在各种资格审查之外，贫困家庭临时救助等项目还有强制工作的要求，如果福利领取者不配合工作要求，例如不能完成每周必须工作的最低小时数的要求等，就会被取消领取资格。

此外，未成年儿童所享受的福利项目主要有遗属保险、贫困家庭临时救助以及营养补充计划等。遗属保险金额的计算与父母的收入相关，并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受益者大都是中上社会阶层的儿童；贫困家庭临时救助等福利项目的受益者局限于贫困儿童，并且所得到的救助额度远低于遗属保险金。因此，美国的公共福利转移支付项目显著区别于欧洲。它是以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险救济计划是低层次部分中唯一列入主要财政支出内容的项目，即使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该项目的支出仍远低于与工作福利制度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保险计划的支出。

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有些美国人放弃了低薪就业机会，成为就业市场的“局外人”，因为收入增加就会失去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等福利。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这一趋势，这些长期失业、被视为自愿退出就业市场的美国穷人，只能通过食品券等福利项目获得非现金援助，成为工作福利制度的“局外人”。联邦财政的直接和间接福利转移支付中，美国穷人所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所占比重最低。他们只能依赖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难以享受以教育、就业等发展人力资本形式的公共福利转移支付，也就是逐渐失去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

公共债务的恶化与直接福利转移支付的局限性决定了第三次分配在美国社会运行中的作用空间很大，也为私人财富变相兑现政治和社会权力提供了更多渠道。在美国，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相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高昂。因此，美国富豪们通过成立各式慈善基金，将资本势力向社会、学术、政治等其他领域进行合法扩张。

近年来的美国被分析认为已经进入赢者通吃的“新镀金时代”，这一格局背后是美国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严重失衡，而且税收制度和公共福利转移制度都无法做到“劫富济贫”，反而产生了“劫贫济富”的效果。这与美国政治对不平等的回应、虚拟金融资本主导美国经济和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形态等因素密不可分，反过来该格局进一步固化甚至扩大了大资本力量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