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两年前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一带一路”从愿景到现实，正在朝着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的方向不断走深走实。

正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代表与会。

在会议召开之前，围绕本届高峰论坛将如何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

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

问：贯穿本届论坛的主线是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什么制定这样一个主线？

翟东升：2019年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第六年。和五年前相比，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国际形势而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开始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经济秩序出现波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但与此同时，经过五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响应。国内而言，中国自身已经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

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以此为标志，此后“一带一路”的工作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的构建上。目前，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点转向施工。所以，第二阶段的特征非常清晰，是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抓落实。要干实事，出实招，见实效。围绕项目建设的一些配套措施和政策也要进一步完善。

问：本次论坛首次举办企业家大会，为工商界对接合作搭建平台。这一新增环节的用意是什么？

翟东升：这样做更呼应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定位。“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合作的倡议。外界总是将其解读为地缘政治战略，给它涂上政治或军事的色彩，这是不准确的。中国一直在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举办企业家大会可以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强调“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属性，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互联互通仍是重中之重

问：此前五年，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基建先行。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是否实现预期目标？

翟东升：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头戏，也是基础，从五年来的成果看，远超预期。

但也要看到，相较于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现有成果只是阶段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潜力非常大。下一阶段，“工笔画”的线条是重大项目，而重大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投资和境外园区的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涉及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管道、水利设施、城市市政设施等多种门类，仍然是下一阶段建设的重中之重。

问：五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可以让国际社会借鉴？

翟东升：在国家间战略对接上，中国做得比较成功。虽然“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战略，而是和世界各国一起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国和他们的战略进行对接，在找到双方战略契合点的基础上协同推进。

以俄罗斯为例，它主推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于是中国加强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合作，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重合的部分。中国通过采取这种国家间的战略对接，让更多国家逐渐认可接受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习近平主席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时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也就是要算大账，不能只算经济账，目标要放长远一点。有些国家可以先予后取，有些可以多予少取，特别贫穷的国家某些时候只予不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全世界获得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这是中国式合作与西方援助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对外合作不附加任何条件，都是有商有量，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心愿。

问：除了经验以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方还面临哪些挑战？

翟东升：这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非常迅速，但是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实现国际化，缺乏国际化合作经营的经验。比如，是否熟悉外国的法律，经营过程中是否生态环保优先。人才，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也普遍面临短缺，比如一些偏远发展中国家的小语种人才。这是客观现实，急不得，只能逐渐积累经验。

在融资方面，渠道相对单一，还没有实现多元化融资。以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主，而且模式也相对单一，多以贷款这种间接融资的形式，债券、股权等直接融资不够多。国外资本参与得不够，这一定程度上把风险集中到我们身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发展，应该吸纳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借鉴改革开放经验

问：在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会面临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对于共建“一带一路”非常关键。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翟东升：在投资“一带一路”时，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项目要仔细筛选，当然首先要有充分的信息。因此，我们要求中国驻外使馆、专业化机构要进行风险评估，减少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提前向企业预警。

问：建设“一带一路”共建的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2018年上半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82家，新增投资25.9亿美元，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新增总投资的87％。你对这种模式如何评价？

翟东升：在境外建设产业园，实际上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建立各类经济、科技产业园区的经验，也就是筑巢引凤。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园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很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像，国家无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只能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行“聚宝式”建设。

这也有利于产业集聚，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因此，这种模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对中国企业自身对外投资也非常有利，单打独斗风险更大。

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受限于一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园区内部的医院、商场、学校，甚至道路都是园区企业来建，几乎回到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从长远来看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此，中国通过和园区所在国政府沟通，提出我们的关切，要求对方承担起他们应该负担的部分。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外资金时，可以要求用于园区配套项目，更有针对性。

问：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翟东升：中国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明确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要求企业。一方面要求企业在生产和施工的过程中要注重生态修复和环保减排；另一方面，也投资了很多环保产业，包括新能源的建设，比如风电，光伏发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还有对外输出中国先进的生态治理技术，比如荒漠化治理，污水处理等，中国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也要承认，目前的对外投资中仍有传统产业。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制定“走出去”产业目录，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不仅在中国不允许建设，也不允许它们转移，对企业形成一定约束。还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作用，推行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督。

（原标题：“一带一路”进入第二阶段——专访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