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中国政治学研究手册”之《全球治理研究手册》编写工作会议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国内全球治理领域的一些代表性学者就《全球治理研究手册》的编写工作开展了深入研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作了题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报告。朱教授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创设有效的国际制度，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管理全球性问题。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研究可以以“全球治理的制度如何设计”、“全球治理的制度为何会趋同”和“全球治理的制度如何变迁”三大核心问题为牵引，构建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价值、理论、实践需要融入贯穿到《全球治理研究手册》编写的全过程中。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余博闻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行和演化”主题报告中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运行所需的要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问题。报告指出，全球治理的要义是通过建构规范和规则，以及组织全球集体行动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任何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若要完成目标，都需要具备支持治理体系运行的基本要件，包括对全球性问题的定义、宏观治理原则和理念、全球治理者及其能力、具体全球治理方案。这些要件既构成了治理效应产生的动力，也产生了治理进程中的权力不对等关系。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忠法在“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报告中主要探讨了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的关系。马教授指出，全球治理是使利益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各方得以协调并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国际法治是指以国际法为基础，通过确立和维护一套公平、透明、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行为。马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共同构成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基础框架，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为全球治理提供规则框架和行为准则，是全球治理能够有效运行的基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薄燕的报告“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涵盖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研究对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特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国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等主题。薄教授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性、长期性、科学不确定性、不均衡性、复杂性等特点。她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最大的特征是“区别对待”或者是“不对称承诺”，依据时段、原则-规则的关系等，其内部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变迁。最后，报告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变化、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影响因素/机制、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大国互动以及中国与气候变化的统筹治理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熊爱宗围绕“全球金融治理”进行发言。在与货币治理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他指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点在于对金融风险进行监管以实现全球金融稳定，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对微观经济体的监管，在宏观层面则关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最后，他提出，要从历史角度、议题角度、治理不足及其改进路径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等方面，全面分析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兆源围绕“全球投资治理”进行发言。他指出，全球投资治理的主要制度载体和规则体系涵盖多边、区域及双边机制。报告分析了当前全球投资治理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在谈及中国的立场与角色时，陈博士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进程，致力于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推动巩固多边贸易体制，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最后，他分析了当前全球投资治理的成效与挑战，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相关议题，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投资治理的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超的“全球发展治理”报告涵盖了全球发展治理的历史演进、当前挑战与转型、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等三个方面。她指出，全球发展治理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历史脉络看，全球发展治理经历了二战后重建、冷战后重构以及金融危机后调整三个主要阶段。目前，全球发展治理正处于关键转型期，面临治理架构滞后、治理效果不彰、治理机制应对能力不足等挑战。最后，她还分析了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趋势，以及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角色演变与战略选择。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唐建业围绕“全球海洋渔业治理”进行发言。他指出，任何机构、制度和规则的背后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不能简单地依附于西方理论语境或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中被动谈判，而应从中国自身的立场出发，理解并参与规则的建构过程。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必须掌握如何灵活地运用已有规则，并结合具体案例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他建议相关研究关注国际权威机构的观点，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并在参考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独立判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包堉含博士围绕“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行发言。他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现为公共物品属性，具有明显的跨边界、多层次、多维度以及代际传递等复杂特征。他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制度框架包括其国际法基础、主要行为体及实施机制，当前核心治理目标面临多重挑战。最后，他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范式转型等未来的研究议程做出展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发林围绕“全球货币治理”进行讨论，主张从“组织结构”与“体制机制”两个维度构建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完整图景。两者相辅相成，构成理解全球货币治理的重要路径。他还回顾了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演进，并对体系现状进行描述，指出当前全球货币治理体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类政府治理、无中心分散式结构、单中心网状结构以及多中心聚类结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琦围绕“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提出了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高教授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当前正处于向通用人工智能过渡的关键时期。他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硬治理”机制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关键。最后，他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与“通用人工智能的深度治理”应实现“双向奔赴”。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晋继勇围绕“全球卫生治理”进行发言。晋教授指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殖民主义残余，表现为决策权力结构失衡、治理制度中隐含的结构性偏见以及卫生资源的全球分配不公。他特别强调，西方国家通过制度设计、议程设定与知识生产三方面，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延续其殖民逻辑，形成对全球话语权的垄断。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制度构建、知识主张与权利赋权等层面正积极开展反殖民化实践，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重构。最后，他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卫生治理去殖民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奇松聚焦于“外层空间的全球治理”，系统探讨了当前外层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成因、治理进程及未来发展路径。他指出，外空议题天然具有高度的全球性，牵涉广泛国家利益和公共资源配置，因而其治理复杂程度远超传统领域。在挑战方面，何教授指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太空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现有国际法律体系滞后、制度安排碎片化严重，无法有效应对新技术、新行为体和新安全威胁带来的复杂治理需求。最后，何教授主张采取渐进式策略推动外层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蔡翠红围绕“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展开了系统阐述。蔡教授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划分为社会层面、内容层面、技术层面与基础设施层面四个维度。她指出，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多平台、多议题并存的现象，但同时也存在治理规则碎片化、实质性合作内容缺乏、参与主体高度不平衡以及机制有效性低下等显著问题。最后，蔡教授指出，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担任了理念倡议者、制度参与者、规范竞争者、能力建设者和秩序塑造者的关键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在“全球数字治理”报告中深入分析了全球数字治理的议题特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路径。刘教授指出，全球数字治理包括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议题，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正在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刘教授认为，全球数字治理具有碎片化的特点，各国数字治理政策受制于本国数字经济产业竞争力等因素。最后，刘教授提出，研究者还可以深入研究各国数字治理政策差异的原因、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效果和当地影响等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拯围绕“全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探讨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定位、演进和分析框架，以及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经验。陈教授指出，全球安全治理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同盟、伙伴关系等不同的安全合作模式，这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可以借助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陈教授还强调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所做的努力。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婉潞博士在“全球极地治理”的报告涵盖了全球极地治理中的南极和北极治理，以及中国参与极地治理的历史与经验。王博士从治理的缘起、议题、主体和机制等方面系统地梳理了南极和北极治理。王博士指出，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经历了“规则学习阶段”、“规则利用阶段”和“规则创造阶段”，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则经历了“科学考察阶段”和“深入参与阶段”。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韩德睿博士在“全球关键矿产治理”的主题报告中，探讨了全球关键矿产治理的基本属性、背景以及治理领域。韩博士认为，全球关键矿产治理的本质是国家对关键矿产价值链的控制权之争，是在全球关键矿产价值链严重不均衡背景下催生出的“去依附”行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预警机制。韩博士提出，全球关键矿产治理包括关键矿产的价值链、价格、技术和可持续治理四个方面。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婉贞博士在“全球难民治理”报告中阐述了全球难民治理的主体、议程以及国际组织间合作。宋博士指出，难民危机是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问题，具有全球性、严峻性、复杂性的特点。宋博士认为，难民危机治理中主权国家并非是主导者，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宋博士强调可以通过国际组织间合作来推进全球难民治理。

最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强调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应更加充分地体现中国视角，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框架。尽管西方理论在全球治理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但其往往植根于特定历史经验与意识形态背景，存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的局限。因此，中国学术界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吸收借鉴的同时，注重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