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前美国政治光谱中的智库分布
美国的决策界高度依赖智库所提供的政策建议，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全方位密切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罕有其匹。这种牢固而特殊的联系与互动关系，造就了美国智库纷繁复杂的政治分野现状，各类大小智库广泛分布于从左翼到中间立场再到右翼的政治光谱上。
政治上持中间立场的智库占据了主要智库中较大比例。其中，较大型或较有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等。成立时间较短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以及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也都不与特定的政党立场绑定。这部分智库中存在着一些研究领域较为全面的大型智库，中立或不明显的政治主张较有利于其广泛地开展政策建议或游说工作。
而在政治光谱左翼部分也有些较有影响力的智库。例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一般被认为是政治立场倾向中立的智库，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其组成的研究人员背景来看，该智库已偏向中左的政治立场。左翼智库中较知名的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该智库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此外，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等都属于美国国内较成规模的左翼智库。
右翼保守派智库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是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该智库在经济与财政政策上素有专长，从里根执政以来就一直是美国保守派知识界的最突出代表。此外，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智库界确立了自身地位，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当政期间与其立场相近，一度得到美国政策界的重视。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以及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等也是偏右翼的智库。
以历史来看，美国持有极左或极右立场的智库数量相对较少。但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拜登相继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主要智库从总体结构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带有一定整体色彩的“从左向中”和“从中向右”的转向进程。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主要权威智库对华立场的变迁过程上清晰地看到。
2 当前美国智库的对华立场日趋“右倾”
传统上，许多美国主要智库都设有定位于亚洲或中国研究的部门和团队。近年来，由于中国正在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全球战略的关注焦点，更多的智库开始逐渐将对外政策研究重点转向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影响力以及各领域实力结构的研究。
一直以来，大多数美国主要智库并未对中国形成带有很强执念性质的看法和立场；少数对中国抱有较强硬立场的智库，通常是政治立场偏右的智库；而立场偏中间或偏左的智库，则通常不对中国持极端的政策、原则主张，甚至一些偏左的智库对华持有相对友好的立场。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聚集了许多跨党派人士，是为美国对外政策出谋划策的重要参考机构，供职于该智库的许多研究人员偏向于主张维持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而与中国清华大学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是美国智库中对华比较了解的智库之一。
集中在政治光谱偏右翼部分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以及卡托研究所等都属于较典型的对华持鹰派主张的智库。另外，从近几年的各项报告来看，有两家政治立场原来属于中立的智库——兰德公司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渐趋“右转”，不时出现在对华偏鹰派的智库阵营内。近年来，兰德公司十分关注中国军事实力发展问题，公开出版多个专项研究报告，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有些关注特定议题的智库，尽管原来立场偏中立或不显著，但也开始有右转的趋势，对华态度逐渐强硬，如历来关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而创立于冷战时期的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起家于对美国冷战对手苏联的研究，目前研究对象和领域主要是俄罗斯、中国及反恐怖主义，从其诞生背景和发展轨迹可以判断其整体对华立场趋于鹰派。相对于大多数美国主要智库，对华立场趋于中立的智库不过是基于美国政治框架和价值观上的中立，未必等同于对华持友好立场。不少中间派智库在一些政策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有所批评，但相对于对华持强硬立场的各大右翼鹰派智库，其批评更多的是指向特定政策和领域，而不是凸显甚至放大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差异。
总体上看，虽然美国智库对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中立或不甚鲜明的立场，但随着特朗普执政4年来，在美国朝野掀起对华仇视、敌对和极限打压的浪潮，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对华政策主张的“萧规曹随”的态度，美国已形成全政府对华强硬态势，作为美国政府智囊的美国智库不可能自外于此潮流，于是对华立场偏强硬和鹰派取向的智库机构数量不断增多，开始逐渐影响美国精英、决策界的战略判断。对于中国而言，要通过智库渠道与美国保持、建立新的联系管道，未来或将面临更大挑战。
3 美国智库“右倾”趋势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3.1 以公开方式将观点意见和政策建议传递给决策者或公众
美国智库善于搭建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平台，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学术机构演讲等。积极利用公共平台为民众提供意见表达的渠道，近年来开始更多地借助网络社交平台传播研究成果，引导社会舆论。
保守的中右翼智库的很多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经济、外交、安全等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为例，2017—2018年间，共产生涉华议题网络传播报告360余篇，先后提出“科技冷战”“新冷战”等“现象级”观点，被美国战略界、舆论界广泛应用。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战略研究界“右倾”趋势开始抬头，更有部分保守派智库，如传统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带有极右翼色彩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de）等智库，为反华势力搭台，成为部分反华言论发源地甚至反华大本营。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18年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一书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提出许多观点，质疑中国推行所谓的“国进民退”经济发展策略，这种观点获得许多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甚至认同，引发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不满和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美国政界人士纷纷支持美国政府施压中国改变经济结构、开放市场等政策，甚至要求中国改变政治制度。
3.2 以“旋转门”机制直接参与外交决策过程，将相关政策建议直接送达决策者
美国通过“旋转门”机制，建立稳固而灵活的交流渠道，使政府部门和高级智库人才牢牢绑定，给后者提供常态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的空间，例如，部分智库研究者直接担任总统内阁官员或被聘为总统办公室幕僚顾问，或担任总统与国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将研究者个人或智库的意见直接传递给行政机构及其首长以及立法机构。
智库学者近乎机制化地加入总统“内阁班子”“白宫班子”，推动“旋转门”高速旋转，大大地提高了智库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特朗普在任期间，部分智库学者进入白宫决策层或者充当政府顾问，其中，有些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进入美对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如炮制“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谬论的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于茂春被聘为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团队的中国战略项目牵头人；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蒋萌被聘为蓬佩奥科技顾问、美国国务院首席科学顾问；出生于中国新疆、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和国际安全与经济政策博士学位的伊勒特比尔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此外，长达七年任驻华记者、与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关系密切、炮制所谓“武汉病毒”并开启驱逐中国记者风波的博明，被任命为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明常常以个人名义发文，2020年，他借“五四”青年节阐述其对“五四精神”看法，外界认为从中可以窥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子；被认为是强硬派的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资深研究员、在美空军服役35年的美国前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担任负责对华外交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美亲台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Kelley Currie）担任美驻联合国副代表等。
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班子中部分成员直接或间接来自智库，特别是具有较强中国背景的团队开始操刀对华外交政策。可见，正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智库“右倾”趋势明显加大，在制定对华强硬政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包括切断对中国的美元联系、港币兑美元汇率机制、签署“美台自贸协定”等反华政策，一直在相关右翼智库的政策储备箱里。与此同时，秉持客观、中立立场的部分中左翼美国智库遭到急剧边缘化对待，其对美国政府对华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有些知华、友华智库学者被噤声甚至打压，形成“寒蝉效应”。
3.3 美商界财团借智库“掩护”推行金钱政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智库运作大多依靠个人和商业捐赠资金支持，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美国智库开展研究工作时很难保证立场和观点的独立性。
在向智库捐赠资金的团体里，企业、商业协会、个人和基金会占据相当大比重，部分智库的捐赠收入，甚至达到其总收入的70%甚至更高。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年收入超过90%来自捐赠，主要来自洛克菲勒财团等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美国智库背后一般都隐藏着利益集团和金融巨头，社会捐赠和基金会支持经常成为这些财团的“白手套”。大型财团除了出于宗教信仰和道德传统原因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超前研究之外，大多数研究均带有个人或机构目的，要么谋求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要么通过智库研究成果来影响社会舆论或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例如跨国石油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等国防产品供应商。一些富裕阶层也通过基金会形式，对智库进行资助，间接达成自身商业或政治目的。
对于美国智库而言，捐赠者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至关重要，越是出名的、影响力大的智库“吸金”能力就越强。例如，处于美国智库“第一方阵”的布鲁金斯学会年预算为6000多万美元，但其仍不是美国最有钱的智库。偏向右翼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等由于与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联系密切，预算比布鲁金斯学的预算更多，当然研究成果无疑也要尽量满足其背后“金主”的主张和需求，故各类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战略报告”和“中国军力报告”频频出台，以便为美国政府向经常为智库提供研究经费的军工企业大规模采购武器“背书”。
3.4 通过专业化研究，直接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或邀请政府官员参与智库研究选题策划和内部政策研讨
政府部门会经常通过政策咨询、闭门研讨等方式，邀请智库研究人员参与政策讨论。
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白宫与保守派智库的关系更加紧密。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纷纷加大投入，并与白宫官员保持更加密切的沟通，积极参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同时，它们通过出版专著、发表研究报告、参与国会听证、组织学术会议、增加媒体亮相、主持政府课题等渠道，不遗余力地发动包括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协同互动，从外部扩大对华舆论攻势和国际影响，间接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对华政策目标。
4 结语
自特朗普、拜登相继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策略和政策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矛头直指经贸科技，同时双边关系其他领域也全面吃紧，美国精英对华“激烈竞争”问题上也逐渐取得一致。涉华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前所未有地突显出其重要性和敏感性，也几乎成为美国主要智库的首要或至少是核心关注点之一。
伴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急遽强硬化“右转”，美国智库“右倾”势头也越来越明显。抛开以极右翼标签为傲的哈德逊研究所等严重“右倾化”智库不论，色彩和立场偏向左翼、拥有李成等对华持有相对客观立场学者的布鲁金斯学会，也难于幸免美国智库近年来抬头的“右倾”趋势，该智库的中国秩序和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著名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2022年4月6日在《外交事务》上撰文《霸权的代价：美国能学会使用它的力量吗？》，大力鼓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称“美国要……阻止其（俄罗斯）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建地区主导地位”“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策，明确表明美国准备……有效地用武力回应中国对其邻近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而罗伯特·卡根的妻子、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卡根（Newland Kargen），则策划了推翻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行动，并扶植了之后的乌克兰政府。美国《沙龙》杂志于2022年4月12日刊登了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克里斯·郝奇斯（Chris Hodges）的评论文章，称“同一批好战的外交政策专家及政府官员年复一年地策划军事行动……他们善变且政治嗅觉灵敏，在共和、民主两党间反复横跳……是战争的‘皮条客’，是五角大楼的傀儡，是为其所在智库提供大量支持的国防承包商。这些智库包括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战争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等”。
由此可见，美国智库“右倾”趋势背后，洞开的是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军工集团、华尔街金融大鳄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壑，翻滚的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当权建制派的利益合流，而必将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健康思维，更可能是世界的和平甚至人类的存亡，因为美国智库“右倾”趋势正在令人不易察觉地为一场世界大战编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