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周年。11月10日至12日，第六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发表演讲，题为“一带一路”与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重构。以下为演讲全文，文章经作者授权和审阅。

【演讲/翟东升】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与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重构，我将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量的积累：“一带一路”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

2.质的飞跃：“一带一路”助力东亚生产网络质的提升。

3.课题内容分享：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重构。

伴随着“一带一路”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生产和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大陆和香港占全球贸易的权重早已超过了美国，最近几年也超过了欧洲，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迎来一些新机遇。

早在八年前，我们认为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已经“见底”，没料到新冠疫情让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进一步提升。从贸易品生产的角度来看，东亚生产网络占全球的权重已经明显超过了北美生产网络，也超过了欧洲生产网络。

从示意图中，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中国、美国、欧洲三大生产网络的消长，到目前为止，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正在接近北美和欧洲两大生产网络的总合。统计还发现，从1990年到2020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东亚生产链提供的产出在中国入世之前已经超过了北美，至今仍在持续扩张。

中国工业化的成功离不开东亚生产网络的助力。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2000年，中国大陆只是东亚供应链中普通的一环，与“四小龙”的体量相近。东亚生产网络由日本主导，中国是依附性发展的典范。

到了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地拥抱东亚生产网络，从贸易量层面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日本，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心。

2009年与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地区贸易流量示意图。

2021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进程中，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众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范围获益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政策发挥了合力，比如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些全球性的资本开始把生产环节往越南和印度迁移。

可以说，当下这种贸易局面的形成，既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有其他大国间的政策博弈作为动因。比较可惜的是，缅甸原本也有比较明显的机会和优势，但由于缅甸国内的政治变化，没能在这一轮产业转移中获益。

中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也有了质的提升。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贸易分类中，中日以电子产品见长，美欧在飞机、制药等领域更有优势，而在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贸易中，中国汽车和电气行业的出口正在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深深嵌入国际贸易市场的争夺的语境中，有助于突破美国对我们产业上的打压。这两年，各方都非常关注珠海航展，主要原因是珠海航展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手段。包括军工产品在内的一些有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能够从我们国家大量出口，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科技含义，也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

长期来看，科研投入的最终来源是各国的世界市场份额，一个国家在开放世界市场当中占的份额越大，在相关产业中的科研资本投入可持续性就越强，投入必要性就越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呈现两强趋势，而不是多极化趋势，正是得益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巨大的国内市场。中美两国的研发支出已经和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欧洲和日本在特定领域里还有优势，这源于过去几十年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积累。未来在数字和太空领域，中国科研人员的比例虽然暂时低于发达国家，但研发支出的边际效益更高，增长空间巨大。

韩国和以色列目前是全球比较活跃经济体里面研发投入最高的国家，但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内受大学教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正在稳步增加。对于我们那一代人而言，每一万个年轻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机会读大学，然而2021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不到800万，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800万以上，这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研人才占比会越来越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PCT）专利申请情况也反映出类似的趋势，中国、美国和日本基本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然而如果看“高被引用”论文数量，就能看出“新门道”，中国学者参与写作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对比日本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不少，可是质量相对较低。

在国际高被引论文中（前1%和10%），中国学者参与写作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有关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带动沿线国家的市场，我们在全球价值链（GVC）贸易方面，在2008年危机之后占比是下跌的。

最近有人担心苹果公司将一部分业务转移到印度去，单纯看这个新闻没有太大的意义，只能得出片面的观点。GVC贸易早期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大，但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光靠富士康是不够的。我们用高价和高补贴来获得“点火”之后，后续必须要有自身的力量，要激发出持续的火焰，也就是一般贸易和本土消费。

然而我们当前还面临一个关键问题，2021年中国新生儿出生量下跌，今年很可能跌破800万，新生儿曲线决定着中国本土的消费市场。事实上，从全面放开二孩开始，我国新生儿数量一度达到1780万，随后逐渐下降，现在即将跌到800万，这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和焦虑。

另外全球化指数、贸易和跨境信贷指数都在下跌，全球整体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持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外部市场中找到新的“增量”，比如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在这些国家中，把中国生产的具有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制成品卖给他们，有助于高端制造业在跟美国的竞争中胜出。

东盟国家参与复杂分工的潜力巨大，中南半岛三国参与一般贸易和复杂贸易的前景也比较乐观，因此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都在大幅增加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我们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对东盟FDI（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的第一个波峰是2016年由国企带动的，这得益于相关的国家政策推动；2018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波峰，这一次主要依赖于民间资本涌入。根据商务部数据，已备案对东盟国家投入的企业占全部备案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新加坡是中国向东南亚投资的重要跳板，而越南、印尼、柬埔寨是投资的热点地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