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谁是真正的挑战者？
过去十多年以来，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先后冲击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2017及之前的十年中以经济因素变化为主，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用地和环境成本上升，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度膨胀。这些因素都对推动产业外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17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产业链政策不断进行调整。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通过重塑美国国内税收体系、推出招商引资政策来吸引产业回流，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后美国又尝试了“近岸外包”，推动产业链向美国邻近国家（例如墨西哥）回流。不过这也难以撼动既有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因此美国进一步转向“友岸外包”。
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它们在关键商品、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扰乱我们的经济。”她进一步建议，将供应链集中在“我们可以信赖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美国的供应链风险。
由此可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的战略经历了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个阶段。这些做法不仅可能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造成冲击，还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逐步陷入孤立。
此外，拜登政府还采取了“小院高墙”科技规锁政策以试图推动与中国的“定向脱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中国+1”“中国+N”的战略，欧盟也开始将供应链问题与人权、环境等问题挂钩。
在此背景下，中国向东南亚、南亚、拉美国家转移的压力较大,尤其是处于美国近岸外包战略中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战略中的越南和印度。
这些国家能否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形成真正的挑战？
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挑战最小
墨西哥毗邻美国，且在拉美国家中经济体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开启以来，墨西哥的发展环境似乎获得了一定改善。近年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先后生效，墨西哥与日本、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贸易摩擦当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部分贸易向墨西哥发生了转移。这些都使得墨西哥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
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占到墨西哥全部出口的八成，而且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存在明显竞争关系。在美国进口的交通运输设备、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进口额当中，墨西哥分别占比31%、25%、17%。由于美墨贸易联系密切，且墨西哥对美出口对于中国对美出口的替代性强，因此墨西哥似乎很可能成为贸易、投资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墨西哥要替代中国制造，其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按2015年的美元不变价来计算，2021年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255美元，与2007年的9214美元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具体而言，墨西哥的商业制度对外资不够友好，基础设施方面电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特别是严重的腐·败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此外，美墨加协定部分内容对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并不利。比如，美国提出了“国内产品附加值占比要求”或要求“轿车、卡车及其零件的某些生产在美国进行”，这使得墨西哥难以通过该协定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外资。
墨西哥并没有摆脱其固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也难以发生经济奇迹。整体上，墨西哥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的贸易增长较小。
2021年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和David Xu估算，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多增长了3.4%。从市场份额来看，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业中，墨西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平均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在未加征关税的行业，墨西哥的市场份额甚至略有下降。
在投资方面，墨西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缺乏积极变化。根据Mary Lovely和David Xu的观察，除了2020年因疫情导致FDI急剧下降之外，墨西哥的FDI在2018年至2021年也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而且墨西哥的大部分FDI流向了以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并不理想。观察2021年墨西哥的FDI，除了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能与2018年持平之外，计算机制造业等主要制造业的FDI均呈现显著下降。近年来，受到疫情和美墨加协定不利条款的影响，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并不明朗。
总体上，墨西哥经济增速也相当疲弱，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其经济增速仅为-0.2%，疫情暴发之后的经济表现也十分疲弱。2021年增速虽然达到5.7%，但是因为2020年增速为-8.3%，其经济还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越南现实优势明显，但长期挑战有限
越南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内外政策环境显著改善。国内政策环境方面，越南处于重要的历史性改革进程当中，政府专注于开放、放松管制和市场化进程。在此背景下，越南通过简化法律和整肃官僚体系，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其对国内外投资者吸引力显著上升。
从国际政策环境来看，2017年到2022年，越南对外开放获得重大进展，先后启动或加入了CPTPP、欧越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太经济框架（IPEF）。再加上越南本身就一直处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这些国际经贸合作协议就覆盖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等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这为越南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
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越南的地位相对印度更高。越南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包括电气机械和设备、服装、鞋类以及机械设备，这些产品占到出口的6成以上，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出口产品则是低技术制造产品，如矿物燃料、宝石等。
但是长期来看越南对中国的挑战能力受限，最大约束条件是越南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越南人口不到1亿，不但小于墨西哥的1.3亿，而且也比中国、印度各自的人口少了一个数量级。越南经济腹地较为狭小，制约了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发展空间。与此背景相关，越南工业部门不齐，偏向于轻工业为主，缺乏重化工业能力。
同时，越南严重缺乏本土的世界级企业。截至2021年，越南尚没有自己的世界500强企业，而印度有7家、中国有143家。这意味着越南在面临外资企业涌入的同时，缺乏承接外来企业的外部溢出能力。在此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反而可能抑制越南本土企业的成长。目前，外资企业出口在越南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一直在70%上下，而加工贸易在越南出口当中的占比则更高。
而且实际上在越南承接的FDI当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这也意味着越南与中国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是加强了。
从笔者计算的中越双向出口竞争指数也可以看到，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竞争压力指数是85.5%，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压力只有9.3%。
也就是说，在海关HS6位码的5000多种商品分类之下，越南每出口100元的商品，中国出口的相同分类产品有85.5元；而中国每出口100元的商品，越南仅出口9.3元的同类产品，甚至这9.3元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在越南的中资企业出口。
在中越竞争中，中国处于绝对主导优势地位，无需过度担心越南的竞争压力。
中越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也十分突出。越南作为一个GDP比我国广西还小近20%的经济体，在过去21年间，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从8亿美元扩张到2021年的1260亿美元，越南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国家，仅次于美日韩。
中国对越南的大额出口、巨大顺差本身也说明越南更像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缓冲地带，而不是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
印度现实困难较多，但长期发展潜力大
印度是唯一可以在人口规模上与中国比肩的国家，印度最大的优势也在于其经济规模庞大。虽然印度2020年人均GDP仅为1930美元，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印度当年GDP规模为2.7万亿美元，是墨西哥的近2.5倍、越南的10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显示，以美元计价，2022年印度GDP将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虽然印度教育普及程度低、成人识字率（74%）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大幅低于中国、越南、墨西哥95%以上的水平，但是印度人口众多，因此仍然拥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另外，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庞大经济体量的优势，正在行政、税收等方面努力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2021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印度仍然实现了8.1%的增速，GDP规模进一步扩张，超过了3万亿美元，人均水平接近2300美元。在2021年的基础上，2022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8.4%。
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体量，还支撑了印度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世界级企业。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印度位居前1200名的大学有56所，距离中国的92所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之下，越南、墨西哥分别只有3所，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前1200名大学中的排名都比较靠后。相对而言，印度的科技和创新能力不容小觑。
此外，2022年印度已经有世界500强企业9家，而且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熟、精英阶层在海外分布广泛、英语语言优势明显，因此印度本土企业、海外精英与美国私营企业深度融合。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信息技术（IT）服务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印度企业。而且印度的经济自给能力强，对中国中间品供应依赖程度低，更有条件形成与中国相隔离的供应链。
但是印度也有其明显的短板，最大问题在于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因素。印度出世的宗教信仰让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经济的欲望不强烈，此外种姓制度带来的阶层固化也对发展经济形成了障碍。相比之下，越南则属于东亚的儒家文化圈, 有着比较强的入世取向, 会有相对较强的发展欲望。
同时，印度行政效率低、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要改变这些发展条件也并不容易。
从空间上来看，当今世界的三大生产网络包括欧洲、北美、东亚，而印度远离其中任何一极。虽然印度与东亚生产网络稍近，但与东亚核心区域的国家相比，印度的交通运输成本也显著偏高。中国之外的周边邻国，也难以对印度的生产体系形成有力支撑，印度要一枝独秀支撑起世界第四大生产网络恐怕难度较大。
同时当前的莫迪政府过于强调国内循环，缺乏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实际行动。2020年莫迪政府提出了“自给印度”倡议，希望把本土市场做大做强。但其实际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这意味着提高进口关税，补贴国内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而进口替代已经被拉美国家证明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东亚国家的崛起普遍采取的是出口导向战略，鼓励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19个主要经济体价值链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问卷调查，全球商业领袖对于印度价值链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评价负面，印度在19个国家中排位倒数第一。
总体上，印度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需要对其宗教、文化进行深刻革命，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一轮颠覆性的改革开放。但是印度旧有的宗教文化使其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原有的宗教文化体系被打破，印度社会如何重建一套自我稳定的逻辑体系，这可能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着眼点
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着眼点。任何国家能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主要不是靠打压竞争对手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政府从2018年开始打压中国的出口贸易，但是中国在全球出口当中的份额却不断上升，屡创历史新高。
同样，中国要应对产业链外移的压力，从积极应对的角度来说就需要继续做好自己、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家都特别善于面对新挑战、适应新环境、利用新技术。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2021年全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3%，在全球纯电动车销量份额占比高达61%；根据索比咨询提供的数据，我国光伏组件企业出货量占全球总需求的75%。在这些绿色新能源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展现出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2022年以来，这些行业仍然在快速发展。
只要把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做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相反，即使印度、越南替代中国的地位未能获得成功，这对中国在更前沿的技术、产业领域获得突破也没有直接帮助。
所以，我国一定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为产业升级提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其次，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撬动盟友和一些中间国家，以试图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甚至冲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而事实上，扩大统一战线的做法更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这将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
在百年变局之下，我国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在对外经济工作领域，要更多面向未来、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要顺势而为，加强与越南等中间缓冲地带国家的经贸联系。推动我国和这些国家形成广泛的经贸合作，推动越南经济融入我国的生产网络，使我国企业能够更多分享越南发展红利。
中短期内在华企业向越南转移速度较快，但不必过于担忧。由于越南面临前文所述的现实约束，未来越南更有可能形成外资企业主导格局。
我国企业可以积极投资布局，在越南推动形成包括中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格局。同时推动发展“西部大通道”，尤其是广西段出海口，将其发展成为与我国珠三角、越南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区域产业链集群，充分利用好越南作为中美之间经济缓冲地带的作用。
最后，要巩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除了强化自身优势之外，还要进一步深化东亚区域的产业链合作。欧洲、北美、东亚是全球三大区域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深化发展、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也将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形成良性互动。
事实上，印度放弃成为RCEP创始成员国，实际上也是放弃了深度参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机会。我们要吸取印度的教训，在东亚地区积极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进一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水平。同时，积极向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看齐，通过对标更高标准的规则来倒逼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