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国际关系和宗教学:从“世俗”转向“神圣”
2019年01月28日  |  来源:上海远东出版社   |  阅读量:9884

所谓“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宗教学研究,缩短了与国际学术的差距。国内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宗教研究水准渐次攀升,部分高校在宗教研究项目和开设宗教课程的数量上已堪与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全球宗教复兴的时代中国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具有较高的前瞻性和适应性,不仅具备在宗教学领域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学术支撑和人才储备的能力,而且自身也已成为在该领域中外学术的交流平台和相互认知的权威渠道。

国际关系和宗教学新老两大学科目前均为国内学界相对热门的学科,但两大学科之间较少互动,被形容为“两股道上跑的车”。近年来不少学者尤其是宗教学研究者积极介入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讨论,把关注点从“身边”转向“天边”;而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问题从完全忽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从“世俗”转向“神圣”,不仅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出现相互取经的端倪,而且宗教与国际关系广、狭义的研究,即宽泛路线与深窄路线之间也开始出现对流趋势。受全球宗教复兴影响、凭借我国博大精深的宗教传统、基于自身学科发展需要,并且由我国对外战略利益驱动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完全有可能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节选序言

本人主编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自2010年问世以来,前后共收入了三部关于中外天主教的史著,即王首贞博士所著《中世纪法国民间宗教思潮研究——以卡塔尔教派为中心》、谢子卿博士所著《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以及即将出版的段世磊博士所著《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活动研究(1549-1650)——以印度、日本和中国澳门为中心》。此三部专著虽均为高校青年学者所撰的史著,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外天主教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中国天主教史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礼仪之争当属最热门的议题之一。特别是近10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名篇佳作层见叠出,有关专家学者不胜枚举,而相关研究空白亦正在被逐一填补,以至仅仅列举有关成果和学者也颇费周章,有关综述更难能做到准确周全。因此只有在理论、方法、资料、视野等方面另辟蹊径,方能在不断增加的现有成果中脱颖而出,在该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谢子卿博士这部专著实施“学术突围”的策略有以下几种。首先,本书摆脱了天主教在华或对华传教史的既定框架,试图从天主教世界传教史的视角下来讨论中国礼仪之争。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礼仪之争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面向,如国际传教团体内部的争斗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围绕着保教权和传教领导权而展开的教廷内斗、教廷与葡萄牙的争斗,以及葡萄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传教大国的恶斗等相互交织的冲突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不仅如此,本书在详尽披露了天主教会内和传教团体间折冲尊俎和互相争斗之内幕的同时,还仔细考察了天主教会宣教利益与天主教国家海外扩张之间互为表里和错综复杂的外相,把作为天主教会史和中国明清史一部分的中国礼仪之争放在更广阔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史、17、18世纪世界史以及所谓“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内涵和外延,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的世界史意义。

第二,本书把中国礼仪之争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拓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并在此基础上对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汉学西进作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本书对主要由中国礼仪之争所激发、或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了这样的描述,即主导西学东渐的来华传教士把西学传入中国,然后把汉学传到西方,再把西方对中国看法和态度传回中国的循坏反复、相互作用的曲折过程。诚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能只聚焦西学东渐而忽略汉学西进。西学东渐成就卓著,虽然主要还是在浅表的技术知识领域,但汉学西进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与西学东渐相比,由中国礼仪之争所引发的这一波汉学西进并不逊色,它不仅使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现了“质的飞跃”,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刺激了对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所不必可少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倘若我们穿越一下时空,把17、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描述为全球化运动的先声,或者把中国礼仪之争说成是东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直接碰撞的早期版“文明的冲突”,就像本书所做的那样,那么发生于同时的西学东渐和汉学西进则是现代公共外交的雏形。在中西交流史乃至一切人类交流史上,宗教传播通常总是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难分难解的。

第三,中国礼仪之争既有若干主角,也有众多利益攸关方,这也造成了关于该议题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本书选择聚焦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角之一的法国,并将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究竟起何种作用作为主要预设问题。对聚焦法国本书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在17世纪末巴黎外方传教会取代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而成为反对中国礼仪的主力,使礼仪问题被激活和激化而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舆论焦点,并最后促使教廷决定禁止中国礼仪;二是引起中国礼仪之争以及对礼仪问题争辩最激烈的场域并非中国和罗马教廷,而在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因此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仅是传统上所说的北京与梵蒂冈之争,而且更是中国与法国之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礼仪之争;三是法国全面介入中国礼仪之争,不仅是法国国内天主教复兴的结果,而且是法国国力强盛,在远东扩张国家利益上欲与其他欧洲强国一争高下的必然选择。研究传教运动的所谓国内基础(home base)是近年来国际传教学界显见的趋势,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传教运动都是如此,有学者甚至称传教运动对国内教会乃至社会的影响要超过对传教目的国的影响。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把作为中梵宗教关系之一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处理为中法宗教和文化关系之一部。此种处理方式是否纠正了以往中国礼仪之争过于关注中梵关系而忽略中法关系、侧重中外宗教关系而漠视文化关系的偏颇;或是否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学术研究潮流,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后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徐以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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