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
2022年02月25日  |  来源:文汇报  |  阅读量:2220

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是知识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里所讲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美学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晶,代表着当今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认知。学术体系既指有关学科本质、属性、规律、概念、方法等方面成体系的知识和系统的理论,也指宏观的学术精神,即时代精神,一个国家的学术总体反映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话语体系则是知识、理论、概念的高度概括表达,是学术体系是否成熟的表现,是学科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的具体体现,是学术话语影响力的外在表现。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受时空限制,是阶段性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问道有先后,认知有高低,先进未必永远领先,后进未必长远落后。我们不但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准,而且也要积极学习域外智慧,学会扬弃,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不但要积极构建当代中国三大体系,更要系统梳理人类认知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经验,加快发展速度;不但要认清自身的不足,也要客观评价取得的成就,胸怀世界,海纳百川。唯如此,才能对人类知识活动做出有效判断。

知识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及其形成的体制、机制,这门学问叫知识史。知识史就是研究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感觉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以及绝对价值等。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学术建设事业全面系统的工程,涉及人类认知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都属于知识生产的范围,是如何看待知识与时俱进的问题。

知识生产既涉及培育与研发平台,如学校、科研机构、实验室、学会、智库、公司等;亦涉及发表与传播平台,如出版社、文化机构、学术期刊、宣传手册等;也涉及转化与宣传平台,如互联网、电话和电报、报刊和邮政、戏剧和电影、广播和电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由此可知,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可以一气呵成的事,也不是哪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长期坚持下去就可以完成的,是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持久战”。在我看来,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就是学术界的“一带一路”,是学术基建项目,强调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放眼的是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位置。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其说知识是“客观的”,不如说那些获得广泛接受地位的知识是有说服力的,是那个时代比较准确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先前具有说服力的“客观”知识也许不再具有说服力。时间自然会完善知识,社会发展自然促成新知,知识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也会被逐渐剔除。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美国学者布劳特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且是一大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他极具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根深蒂固于“一种(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中形成的文化传播概念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和《西方的兴起》

由此可知,一方面,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社会扩张的历史,是将世界各地不同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的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施压、被强迫,有时甚至是被收买,从而形成与这个体系价值观和结构相一致的认知与知识。知识与政治密不可分,也时常与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福柯、萨义德等人作品的影响,开始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提出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为了理解、呈现社会变革、嬗替的过程。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全球化引起了人们对区域内地理和社会文化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个时代,理解世界仍然需要理解地方的特殊性,即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广义的文化和地方的动态互动。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以往知识研究的偏见。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知识研究,新的知识研究要破除以往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也要破除特定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要确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新知识体系。

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需要宏观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这个平台在当下最急迫的就是学术期刊建设,中国要根据自身实践推动理论创新,要在理论上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需要在知识体系上实现突破,就必须创办大量的有话语权、能引导学术发展潮流的杂志。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7万种学术期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学术同行评议期刊。这些学术期刊按数量多少排序的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认定的学术期刊有6449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2400余种)。按出版社排列依次为荷兰的爱思唯尔、德国的斯普林格、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美国约翰·维利,上述四家所拥有的学术期刊都在一千种以上。可见我们的学术期刊总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有的期刊数量、类型、分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求。

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知识有更多特征:从生产角度看,知识更加自由、平等、包容;从存储看,知识更加丰富、开放、共享;从分享看,知识更加公共、互联、无偿。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做好充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倡导学术的开放存取,避免形成新的南北学术鸿沟。

知识兼具意识形态与学术属性,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需要提升中国社会对知识这种看似无形之物的认知和重视。中国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实现全面复兴与富强,需要加强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的知识产品要走进世界,要让世界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国,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设立有关世界各地知识生产信息追踪的智库;需要尽快筹建“域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研究中心”;积极对外开放大学职位;营造环境,大力吸引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人才来中国定居、任教,从而激活中国知识生产的潜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

响应时代要求,对应国家需要,必须在学科宏观规划上下功夫,实施优势学科计划,制定2035/2050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宏观战略规划。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同时,要反观西方学科体系的发展路径,既要了解其形成过程,又要了解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应答什么样的问题中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不断走向世界的。大力发展“外”字打头的学科,尤其是世界史、区域国别研究。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我们要推进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使用各种办法,塑造良好环境,培养大学问家、大战略家,引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谁掌握了知识生产权谁就掌握了文明解释权,不断的知识积累一定会带来文化的突破。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系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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