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和“世界中国学论坛成果智库转化平台”创新工程团队主办的“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召开，来自日本、德国、土耳其和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展开学术交流。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就“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改革和中国智慧”这一主题发表演讲，认为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表明，中国目前占全世界GDP的15%，在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上，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出类拔萃。日本也在距今50年前的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是上海世博会举办的2010年。日本和中国有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今后，日中关系会有很大的改善，以经济交流为首，各领域的交流都值得期待。

他认为世界第2位和世界第3位的经济大国的合作强化，对世界来说，就是“天时”。“一带一路”是改革开放的国际化。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带一路”中隐藏着对世界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可以说是“一带一路”的理念——“共同说话，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共商、共建、共享）“三共精神”的直接体现。在这个“三共精神”中，强调了“共同”。在今年安倍首相访华中，日中两国在第三国合作等方面，强调了“共同”的精神。中日两国就“三共精神”达成共识。以“三共精神”为理念的“一带一路”获得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支持。“三共精神”正逐渐在世界上获得共识。作为全球治理新平台的“一带一路”，让世界对其的期待大大提高。

刚刚过去的2018年也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40年来，中日两国建立了“双赢”的关系。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世界第二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开展事业的日本企业达到了5.1万家之多。最近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和中国游客的访日急剧增加等事例也都很明显体现出双边关系的紧密。日中两国确认了建设“一带一路”和第三国市场中日合作的强化。显然 ，中日两国能够凭借东方的智慧，努力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经济管理和新时代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模式。

天津大学徐苏斌教授以商品陈列所、博览会的导入与近代公共空间的形成，探讨了大阪与天津的主动近代化。认为日本的大阪和中国的天津在20世纪初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阪成为中国地方城市天津学习世界商品陈列所和博览会的一扇窗口，同时大阪的工商局、工业教育等一系列推进工业发展的体制也成为天津学习的榜样，由此推进天津的政治和经济的近代化建设。另一个方面袁世凯执政期间天津是清末新政的实验场，天津的劝业实践对于全国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因此研究这条脉络也对研究清末新政十分重要。这是一条主动近代化的线索，和天津租界的被动近代化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商品陈列所和博览会的引入促进了政治共同体的培育，而公共空间的建设为政治共同体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考察其背后的主动近代化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周文教授就“中国学研究的演变、问题与趋势”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中国问题—中国认知—中国奇迹三个阶段的演变，剖析了中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未来中国学从项目研究到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是从向世界解释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向世界提供经验；二是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到从中国看世界（从西方经验中国问题到中国经验丰富世界发展）；三是从融入世界到引领世界；四是从西方中心比较中国到从以中国为中心比较世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理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仇华飞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的研究，凸显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江西财经大学许光伟教授力图从文化角度寻找“中国”与《资本论》的对接。他提出必须认识到《资本论》既是“专科研究”，也是“综合研究”，因此要立足历史研究进行“顶层设计”；立足学科规范进行“门类设计”；立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内容设计”。他认为坚持“文化自信”进入经济学研究，需要探索新型学科，探索“批判的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用八个字“象所固然，思不必至”进行总结，认为我们的历史走到今天为什么令人敬仰？因为中国有丰富的材料和丰富的实践，中国把握规律的能力相当强，思不必至就是中国的科学留有余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邢丽菊教授发表了韩国学界对中国学的看法，认为韩国学界对中国崛起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度是钦佩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认为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巨大发展；韩国媒体过分夸大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很多社会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急速发展的后遗症；学界整体上对中国发展持忧虑和担心的态度，害怕韩国在东亚地区话语权的丧失。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没有将韩国纳入其中，韩国学界普遍担心本国经济发展更为受限。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陈康令博士认为，传统东亚秩序形成稳定的等级制是一种“历史遗产”，东亚国际行为体习惯保护这种历史遗产的举动是遵循历史惯性的表现。在没有秩序外力量干涉的情况，各个行为体既没有需要也没有必要去破坏这种惯性。可以说，这是传统东亚秩序的“顺其自然”，稳定性的维系得益于不被轻易挑战和破坏。

上海社科院乔兆红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绩斐然。以西方智库为例，西方智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重大决策，更能广泛影响大众舆论。因此，需要对其研究进行长期的跟踪、梳理和研判。不仅要持续跟踪主要智库的研究报告，深入分析其主要观点、传播范围、影响程度，准确判断舆论总体优势，而且要加强与国际主要智库的交流对话，积极发出中国的声音。因此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不能消极地等待西方学者的加盟，而应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与海外学者沟通、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这一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