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无疑是支撑美国霸权以及影响中美博弈的最重要战略力量之一，无论谁当美国总统，科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不变的。唯一可能变化的是，是否要延续特朗普政府将科技“武器化”的策略？

拜登政府即将“满月”之际，围绕中美科技战，美国各方智库也纷纷出谋划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告，一份是2021年1月13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的题为《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的报告，提出了一套全面的国家技术战略框架。另一份是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出台的报告，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这份报告立足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精准算计，建议华盛顿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施选择性脱钩的“分岔”（bifurcation）战略，有分有合，有拉有打，其中将美元结算、社交媒体、搜索、移动应用商店和移动即时信息等作为其谋求战略与价值双重利益的重点，深刻体现了美国主要科技企业的利益色彩。

目前，美国在中美科技博弈方面，已经形成了更加体系化、结构化、精细化的战略框架。作为坚守建制派的拜登政府，这些报告无疑具有显著的参考性和预测性。因此需要我们有章法、有体系地作出相应准备。拜登上任后，首次将总统科技顾问提升至内阁级，同时将扮演后新冠疫情时代全球数字化生态“再平衡”的关键角色。那么，中美科技博弈究竟能否有根本性改变？我们无法去做简单的占卦式预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把握中美科技最关键的要素，审视其中的内在逻辑。

笔者认为，判断中美这场博弈的未来走向，主要是两大要素和两个视角的综合：一个是自下而上微观的全球技术演进的逻辑；一个是自上而下宏观的美国政治的逻辑。前者更加确定，后者充满变数。技术因素是基础性、长期的决定性力量，是可预测的变量；政治因素是造成短期波动的重要力量，是最不可预测的变数。但是，面对自下而上的技术和市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中美科技长期的力量转移。

首先，就美国政治因素而言，无论谁是在任总统，科技方面的核心策略都会基于美国精英群体的共识。对这个共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阐述得最简单清晰的就是美国知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他在2020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精英层对于中美关系理性的逻辑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崛起为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二是，美国精英有理由相信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能遏制中国。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相互支撑，构成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两个前提至少消解一个，中美科技战才可能真正偃旗息鼓。但短期之内，显然不可能。

其次，再看全球技术演进的逻辑。正确观察高科技必须抓大放小，善于把握核心。尤其是对引领全球科技产业“主航道”的洞察。最近50年，全球科技的“主航道”就是互联网。其发展格局基本上是10年一个阶段，总结中美之间科技博弈态势也与此紧密相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开始逐渐崛起，尤其是2008年网民数量超过美国，但中国整体上依然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合作依然处于高点。第二个十年里，中国高科技开始显示力量，尤其在5G和移动支付等个别领域开始对美国构成挑战，中美科技关系开始出现拐点。

下一个十年，中国高科技一方面大概率将在更多领域对美企构成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亚非拉市场成为互联网主战场，中国高科技全球化步入集体性走出去阶段，进一步对美企形成挑战。尤其是，中国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居于首位，这对于中国高科技无疑是重大推进。因此，技术的演进决定了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性将进一步上升。

那么，落实到更加具体的层面，我们判断下一步拜登政府可能针对中国高科技的“出招”方式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主要体现三个特点：

第一，理性算计，也就是利益至上。在出招方面更加精心利益权衡，减少损人不利己。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已经所剩无几，这种极大的利益不平衡、不对称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拜登政府的招数。与特朗普政府以单纯打击中国企业为考量不同，拜登会把“如何更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结合起来。

第二，既要“里子”，也要面子（道德制高点）。所以，扣押孟晚舟这样的损招，强行逼迫TikTok出售的巧取豪夺等做法应会适可而止。当然，以网络安全的名义遏制华为5G和高端芯片恐会持续。

第三，尽可能不单打独斗。过去的经验证明，美国单打独斗一方面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代价与负面影响巨大，同时波及诸多盟友利益。拜登政府更希望借联盟的力量，比如“瓦森纳协议”可能会发挥更活跃的作用，以此联手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设备与技术。

整体来看，中美科技博弈将更紧密地与中美整体博弈相关联。也就是与贸易、南海、台湾、人权等其他层面捆绑。双方博弈时究竟将高科技这张牌放到何等优先程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顺序与方式。拜登整体性的对华策略目前还有待观察，包括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等关键岗位的人选也有待水落石出。

（方兴东，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