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特罗约（Marcos Troyjo）在日前举行的复旦大学第四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上表示，国际秩序的改变需要全新的制度，全球治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会迈入新阶段。

2020年7月，特罗约就任新开发银行行长，此前他曾任巴西经济部副部长，主管对外贸易和国际事务。在特罗约看来，种种证据表明各国已经逐渐偏离当初自由市场、商品和服务自由往来的理念。“有些人将其称之为‘全球化放缓（slovalization）’，更准确地说我们正面临着‘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风险。”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马科斯·特罗约（图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特罗约提到，新兴市场国家（E7）逐步发展壮大将成为未来全球化的关键。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新兴市场国家2019年GDP总量为5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将使投资储蓄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

对于当前众多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讨论，特罗约表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研发资金投入占GDP比重约为2.5%，较上世纪90年代增长超过10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许多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以下为特罗约的演讲，由中国一带一路网整理：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不光是以新开发银行行长的身份，更是以一个多年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的身份，与大家分享我关于全球治理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想要明确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在很多人看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政府以及全球治理都是一回事，包括一些学者也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它们并不相同。

国际秩序指的是权力、经济繁荣以及影响力在国际间变迁，简而言之它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国家影响力的不断积聚，这些变化只是在国际秩序层面。当国际秩序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会建立各自的制度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系列制度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

因此，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全球财富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后者则由一系列制度组成。而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全球治理。

在各国的制度相互配合、平稳运作时，全球治理体系运作也会十分顺畅，当然各国间的制度也有可能中断、无序，甚至产生误解。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三者共同构成了全球化，全球化是三者相互作用之上的更加宏观的图景。

那么廓清上述几个概念的定义为何如此重要呢？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的学者，我始终坚信的一点就是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必然将对全球化产生影响——适应其中或者对其重塑。

全球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是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有可能处于萌发期也有可能处于成熟期。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特点，有些特征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也有可能改变。

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全球化发生改变的时期。国际秩序的改变需要有全新的制度，产生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而形成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那么，新产生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新生事物呢还是早已有之？可以通过观察近期的案例寻找答案。

第一个例子是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为开端，直至“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二十年。当时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商品服务贸易的增加就是发展的方向，人们对于全球化的预期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也是全球区域化进程最为迅猛的时期，欧盟、北美自贸协定均在这一时期成立达成。这二十年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期，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以及全球治理在这一时期也是朝着深度全球化方向发展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思想层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英国脱欧、2008年金融危机乃至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就是证明。

种种证据表明各国已经逐渐偏离当初自由市场、商品和服务自由往来的理念，有些人将其称之为“全球化放缓（slovalization）”，更准确地说我们正面临着“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风险。

那么，未来全球化将如何发展，会如何影响全球治理呢？我认为，很快我们将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阶段，而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而言将加速这一进程。我认为这一阶段有四个重要的特点需要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储蓄和投资项目不能相互匹配。经济增长使得人们手中积累了大量的储蓄，然而由于缺乏可靠、能盈利的项目，这些储蓄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现有的储蓄资源和投资需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将为改善全球治理环境带来重要帮助。

第二个特点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发展壮大。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由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2019年GDP总量为40万亿美元，由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E7）2019年GDP总量为53万亿美元。很显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将使之前提到的投资储蓄不匹配等问题得到解决。

第三个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当下有很多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讨论，实际上有很多因素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价值链转移。以中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国研发资金投入仅占GDP的0.2%，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2.5%，超过之前10倍有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许多尖端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向上移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同样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也发生过，只不过今天转移的规模和影响要大得多。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人才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全球治理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国对于人才培养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光指修路架桥，其中还包括智力建设。

（马科斯·特罗约，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