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2020年10月18日  |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阅读量:6373

2部落: 与时俱进的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

历史学中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对 “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也是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却可能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因为人们发现,虽然现代 “民族国家”这种人类最新的组织形式已经覆盖了全世界,但有些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却依然能够顽固地 “幸存”下来,并且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指的是现代 “民族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其中包括部落、城邦和帝国等。在这些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中,部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有些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千年以上。无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应对,这种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回避的研究课题。

谈到 “部落”,人们往往把它与 “原始的” “落后的”和 “偏远的”等描述性语言联想在一起,是古代社会的残余,应该早已被现代世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淹没了。但是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部落组织与 “民族国家”并存。作为已经延续千百年的人类共同体,它们的凝聚力经久不衰。这些国家大都是在二战之后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与冷战期间的东西方对抗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之后,种族、部落、宗教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一次把许多国家拖入内战和区域动乱之中,并且成为跨国恐怖势力的温床,“失败国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国家构建”问题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著名人类学家菲利克斯·格罗斯曾这样写道: “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经常面对、但却从没有能力解决的古老问题,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

虽然近年来许多中东和非洲国家形势趋稳,经济增长加速,但前景依然有许多未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一般认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四个阶段但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的这种阶段性过渡的特点并不明显, “民族国家”是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并非凤毛麟角,已经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种 “重要现实”,但并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中来。如何在理论上阐释部落制根深蒂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体系之中,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挑战。其次,中东和非洲的部落已经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封闭和落后的共同体,而是随着二战之后世界的变迁,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潮流交融在一起,并与种族、民族和宗教或教派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这使部落制的解读变得愈加复杂化了。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部落”的概念被认为带有 “西方中心论”色彩有人主张以 “族群”代之。但族群同样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概念。在非洲,“部落”的概念被视为带有蔑视非洲的色彩,中国学者主张以 “地方民族”的概念取而代之, “部落主义”应该被称为 “地方民族主义”。第三,部落社会在中东和非洲国家的 “顽固存在”,部落概念向族群概念的升级换代,都表明部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它或许是迄今为止经历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有阶段的组织形式。也有人会问,为什么削弱部落纽带的做法难以行得通? 格罗斯的解释有相当的道理: “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可能产生一种障碍,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的进程,但在另一方面,它仍然是可能存在着压迫的国家中对个人进行保护的重要社会单位”, “在强有力的新型制度没有产生功效之前去削弱甚至破坏仍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团结纽带,无异于一种冒险行为”。

中东和非洲部落的生命力之所以这样顽强,能够在 “民族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主导治理单位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与国家组织之间形成张力,最重要原因在于这些 “民族国家”几十年的历史经历,还难与绵延千百年的部落传统和身份认同相匹敌。2013 年 12 月 15 日,南非已故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落叶归根”,灵柩被移至其出生地东开普省库努村,并被盖上了狮子皮,几千人参加的“世纪国葬”转换成腾布族人传统的下葬仪式,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是享誉世界的民权领袖,是被称为 “南非之父”的首位南非黑人总统,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以科萨族 ( 腾布族是科萨族的一个分支) 人儿子的身份 “入土为安”,显示出非洲部落传统之深厚。实际上,在许多非洲和中东国家领导人身上这种传统都有所保留,有的领导人甚至刻意彰显自己的部落身份和族群印记以赢得支持。

部落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组织形态,在不同的种族、地区和文化的演进中大都存在过,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国家制度过渡。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很早就克服了部落制,尽管经历过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但强大国家传统保留下来了,在西方的压力之下,“中断一段时间后重起炉灶”; 中东的穆斯林社会借助马穆鲁克制度,遏制部落制的弊端,构建起强大的帝国,但随着马穆鲁克制的衰败,帝国也就支撑不下去了,部落依然在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非洲大陆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等种种原因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国家层次的制度体系,而西方殖民者又 “不作为”,没有为非洲引进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 “专制”制度,因此国家的构建是在获得独立之后开始的,而且大多是在殖民者人为划定的疆界的基础上开始的,千百年的部落传统难以在几十年的国家构建中销声匿迹。历史学有关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研究,对于丰富国际关系学界 “民族国家”的想象及其理论批判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东和非洲的部落社会是沿着 “民族国家”道路继续前行,还是要在 “部落国家”阶段 “停滞”不前,甚至构成 “现代国家”中的一种 “常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切入点。我们看到,历史学界已经有人呼吁 “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政治学界更有学者呼吁要 “跳出西方 ‘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了。

3帝国的 “反思”

虽然历史上的帝国已成往事,但帝国的 “阴影”从未消失,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浮现在人们眼前。进入 21 世纪,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 “单极时刻”宣告结束,新一轮大国竞争正在卷土重来,有关帝国的谈论更加热烈。英国被描述为 “未终结的帝国”,苏联解体被解读为“帝国的解体”,中国的崛起则被刻画成 “中华帝国的再造”,甚至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也被描述为 “躁动的帝国”,尼尔·弗格森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帝国过度扩张的警告,哈特和奈格里对冷战后的世界困局提出了以 “帝国”为名的 “后现代”处方,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提醒人们英美及英语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 “中流砥柱”作用,等等。总之,从对苏联解体的解读到新世纪政治秩序的探讨,“帝国热”在国际学术界风行一时。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加入帝国的研究和讨论中来。帝国似乎成了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一把钥匙和一种方案。尽管有关帝国的讨论涉及面极广,论者的观点见仁见智,但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国际关系学界关注。

首先,有关 “民族国家”与 “帝国”的关系。理论上讲,帝国也是一种 “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的 “底色”,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 “脱胎换骨”而来。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与帝国是二元对立的,并把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理解为一个线性的过程。但历史研究表明,帝国支配世界的时间至少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 民族国家与帝国实际上是 “两种原则,一种实践”; 英法等殖民帝国与本土的民族国家事实上是欧洲国家的 “一体两面”,王赓武将其称之为 “民族帝国”( national empires) ,克里尚·库马尔认为大英帝国是从英伦三岛开始的,英格兰人征服了苏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而法国才是一个 “帝国民族”; 英法等殖民帝国本土的治理方式有些还是从殖民地的统治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欧洲向全世界的“扩散”过程,相反受到 18、19 世纪之交美洲殖民地独立的革命影响; 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单位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五六十年,欧盟等政治实体又有取代民族国家,重回帝国之势。有学者认为,与帝国几千年历史相比,我们没有必要目的论式地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唯一合理合法的国家形式。

第二,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共同体组织形式。帝国与民族国家最大的差异,是其构成的多元化,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不同的宗教和教派组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区域,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组织形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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