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人谈美中关系
2020年10月17日  |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  阅读量:5901

编者按

目前美国选情已进入最终对决阶段,2020年美国大选将牵动美国未来四年的内政外交走向。本文就近期美民主党人士对美中关系看法的报告与文章进行了摘要整理,供读者参考。

1、苏珊·赖斯:拜登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存在诸多弱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未改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特朗普政策破坏了美国与长期盟友间的关系;美国退出多边国际机制为中国留下权力真空;特朗普使美国放弃道德领导者身份,使中国在若干问题上不受约束;在关键战略问题上放松对华施压;奢望中国为自己利益服务。特朗普可能会转移其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并指责拜登对华软弱。而拜登的对华政策与其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更加重视疫情,要求中国加强透明度并允许美科学家介入;宣扬美国价值观,为在华美国记者和人权辩护;强调美国战机不会理会中国单方面宣布的防空区,并帮助亚洲盟友抵抗来自中国的压力;敦促中国停止网络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敦促中国对朝鲜施压;敦促中国推动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并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考虑到当前的紧张局势,特朗普在竞选中大打“中国牌”风险巨大,这可能会加剧美国内对亚裔的敌意并激起国外的反美情绪,甚至可能走向更糟的结果——冷战,因此“中国牌”可能只是特朗普竞选策略的一小部分。

——《纽约时报》网站5月19日苏珊·赖斯的文章《特朗普的竞选“中国牌”能奏效吗?》

(苏珊·赖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2、库尔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比起削弱或改变中国,美国应该更加关注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和行为。

多年以来,美国的胡萝卜加棍棒政策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动摇中国。相反,中国在此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的路。美国现在面临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想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消除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那种抱有希望的思维方式。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对过去美国战略中的假设提出质疑,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特朗普的许多政策,比如,狭隘地关注双边贸易赤字、放弃多边贸易协议、质疑联盟价值、降低人权和外交的重要性,使华盛顿面临一种风险,即采取具有对抗性又不具有竞争性的做法;与此同时,中国则设法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而又不具有对抗性。更好做法的出发点是,对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采取新的谦逊态度。无论是孤立和削弱中国,还是试图使之做出改变,都不应该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指导原则。相反,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和行为。基于对中国更现实的一系列假设制定政策,将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利益,并使双边关系建立在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18年2月13日发表库尔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的文章《中国推算》

(库尔特·坎贝尔,亚洲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库尔特·坎贝尔和米拉·拉普-胡珀:美国新一届政府需要准备好在多个方面与中国展开双边外交。

美国在部分区域和领域的外交无作为,使中国有机会发挥更大影响力。近期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出比以往更积极、强硬的姿态,美国新一届政府需要准备好在多个方面同时与中国展开双边外交。首先,美国必须摒弃惩罚性的单边主义,近年来这种单边主义已成为常态,但这并未给美国带来贸易或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其次,美国必须重新定位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关系,以制衡中国影响力;再次,美国必须重新投资于联合国、七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防止中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领导这些机构;最后,美国必须尽快控制住疫情,复苏国内经济,才能继续成为全球舞台上一个有活力的竞争者。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20年7月15日发表库尔特·坎贝尔和米拉·拉普-胡珀的文章《中国的外交忍耐结束了?》

(米拉·拉普-胡珀,美国外交学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

4、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美国不能以中国崩溃为前提制定遏制政策。

美国的目标应是在四个关键竞争领域——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建立有利的与中国共存的条件,从而在确保美国利益的同时不会引发美苏对抗时期所特有的威胁意识。在军事方面,美中面临的风险可能局限于印太地区,美国需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和自身威慑能力。具体而言,两国需要在每一个军事领域达成类似《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的正式协议,并增加沟通渠道和机制以避免冲突;美国应调整军事投资方向,更多投资于不对称能力建设,并利用准入协议而非永久性基地,在必要时将其部分军事存在向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扩散。在经济方面,美中经济关系存在结构性失衡,美国需要对其经济实力的核心来源进行投资,比如基础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教育和基础设施;与伙伴国家合作建立新的经济共同体,在国有企业等世贸组织未能处理的议题上制定新准入标准;维护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加强对双向技术投资和贸易流动的限制,但需谨防过度限制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向中国靠拢。在政治方面,中国最终可能会构成比苏联更强的意识形态挑战,美国应着眼于自身利益提高其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不能让其他国家认为自己只是美中竞争的棋子。在全球治理方面,两国领导人应将合作应对跨国挑战视为基本需要,而不是一方的让步。但美国应避免成为对合作更急切的一方,最好是在竞争中发挥领导作用,遵守合作承诺,并拒绝就美国利益作出让步。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决策者应牢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影响中国在所有领域的选择。美国需要重新将联盟视为值得投资的资产,而非可削减的成本。

——美国《外交》杂志9/10月刊发表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的文章《没有灾难的竞争》

(杰克·沙利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5、杰克·沙利文和哈尔·布兰德: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有两种可能路径,厘清并分析中国的可能选项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成为真正超级大国的路径可归纳为两条:一是成为地区霸主,并以此作为跳板取得全球主导;二是在全球拓展经济、外交、政治影响力,从而动摇美国联盟和驻军体系以取而代之。沿第一条道路发展,中国必须使自己成为第一岛链的主导者,但只要其仍被美国盟友、伙伴、敌对国等前哨所包围,就难以真正实现主导目标。沿第二条道路发展,中国将更多被引向西部而非东部,致力于建立由其主导的欧亚大陆和印度洋安全与经济秩序,并寻求确立自身在全球机构中的中心地位。第二条道路将引导中国走向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政治规范。采取第二条路径的核心前提是:经济和技术力量在确立全球领导地位方面变得比传统军事力量更加重要。若采取第二条道路,中国也面临一定劣势:一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不如美国;二是中国面临意识形态障碍,与西方国家政治价值观不同导致其他国家对其信任基础不足。中国未来的实践可能两条路径兼而有之,或者中国由于动荡等因素无法成功走出两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但无论哪种情况,列举并分析北京的选项仍然对美国有益:一是有助于美国确定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的战略选择和取舍;二是有助于阐明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三是有助于辨明美中竞争将如何既与冷战相类似,又与之不同。中国有两个选择也意味着,与美国上一次的大国对抗相比,这场较量将更为复杂且更具挑战性。美国仍然有能力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只要它不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自我破坏。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20年5月22日发表杰克·沙利文和哈尔·布兰德的文章《中国有两条路走向全球领导地位》

(哈尔·布兰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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