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2020年09月11日  |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  |  阅读量:5589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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