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对此，国内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目前还谈不上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分水岭，但确实成了二战后最大的现象级事件。这一“百年变局”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又将如何变化？ 29日，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多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大国关系如何变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认为，疫情或许不会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但大国战略竞争将从军事、经济、高科技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舆论、政治、信息等。

刘鸣表示，随着疫情危机加剧，美国在舆论场上发起了一场污名化中国，追责中国以及否定世界卫生组织同中国协调抗疫的“政治战”与“虚假信息战”。中国政府与舆论也对美国政客的言论进行了必要的反击。

美国政客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诋毁中国声誉，同时，也是为美国抗击病毒不力“甩锅”。但其深层原因，是蓬佩奥、纳瓦罗等一批反华人士将疫情视为打压中国的最佳机遇，让美国人与一部分国家认为新冠病毒扩散到全世界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制度，赋予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合法化、正义化的色彩。

刘鸣预计，中美关系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受此阴影的影响与干扰。诋毁形象仅仅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需要防止美国超越红线的举动。不过刘鸣也指出，这些情况今后仍然可能改观。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大势仍然可能性较大，逆流与不利因素无法根本性颠覆双边关系，个别点上的危机，面上的冲突与竞争不能主导两国领导人希望维持基本的合作与交往的意愿。

欧洲方面，中欧关系或将“喜忧参半”。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认为，疫情期间，中欧领导人外交及抗疫互助，欧洲抗疫的紧迫压力及复工复产对中国的依赖等，让欧洲无意掺和中美对峙和南海等区域热点问题，维护巩固了中欧关系。此外，中国向意大利等国派遣医疗队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民间关系。

但与此同时，欧盟视中国为经济竞争者和体制对手的思维未变。竞合转型加速，警觉和防范加深。疫中一些成员国政府“甩锅”作派凸显，欧洲某些地区的舆情也对中国不利，中欧关系正面临着一定的考验。

面对疫情，中国和俄罗斯始终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认为，新冠疫情暴发同样是对中俄关系的一次考验。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方面，两国始终团结合作。今年第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4%，这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背景下难能可贵。

外部环境变化有何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认为，疫情加速了疫情前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

首先，疫情加剧了国家本位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大国合作意愿下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较量加剧。

此外，制度和价值体系竞争也日益凸显。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最核心的竞争是制度和价值体系之争。对中国抗疫的政治污名化或所谓的追责闹剧，也是为了遮盖西方制度体系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无力，维持西方所谓的价值体系的正当性。王健认为，疫情结束后，我国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则认为，当前疫情的冲击，加强了世界去中心化、去霸权化的趋势，也加强了区域化盖过全球化的趋势。

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实力遭到削弱，经济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政治上，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不惜以牺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为代价，导致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推动者的地位也进一步下降。全球化步伐放慢，将会促使相关国家更重视区域合作，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多中心的区域合作会在势头上盖过全球化。

吴心伯也指出，疫情让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挑战。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得益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然而，随着全球化步伐放慢，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快培育自我造血功能，减少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资金、技术以及货币等方面的依赖。

中国如何应对百年变局？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和挑战。

应对百年变局，如何塑造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认为，大前提是，国内先要稳住阵脚，尽快复工复产。

在此基础上，要让中国机遇、中国贡献为世界所共享，用建设性的作为防止世界他国脱钩之念，加大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力度，推动国际合作的新境界。

在地区层面上，中国还要优化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地区乃至全球机遇的重要抓手和核心路径。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则认为，全球性问题的本质是全球化负面效应，因此更需要施以全球治理。他认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外交形态可以称为“扶助外交”。

一般的自助外交核心是自己帮助自己，不寻求他者帮助。扶助外交则不同，强调合作第一位，冲突第二位，合作时强者对弱者有帮助的义务。扶助外交有着利他主义的成分，但不是空想主义。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国际体系要求，形成了国际政治文化，建立了国际治理权威，就可以在某些领域施行并不断扩大。

在人类共同命运之下，有责任感和使命意义的大国或综合性国际组织将倾向于从人类全局和长远出发，而不仅仅从本国外交的成本收益出发来调整对外行为。郭树勇指出，本次疫情防控中，中国、英国、沙特、德国等就多次进行捐助等扶助活动，积极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G20等全球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