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与光明网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社会保障研讨会观点摘编（二）
2月24-26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和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以通讯会议的特殊方式召开。活动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提交了书面发言。专家学者观点鲜明，见解独到，现予以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首先考验的是当地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治能力，这就要求解除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费用的后顾之忧。回顾疫情暴发以来的经历，武汉市、湖北省的前期应对能力是不合格的，而国家医保局及时做出免除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的决定则显示出了主动性。武汉市、湖北省作为此次疫情的暴发地，发现疫情后却没有及时公开信息，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反而仍如期召开省市“两会”，仍照常举办万户家宴，仍允许人群大规模流动；在中央决定武汉“封城”后，浙江、广东、湖南三省迅速启动一级响应而湖北却只启动二级响应（后来才提升到一级响应）；在防疫物资普遍极度紧缺且严重危及一线医护人员安全的情形下，当地仍不能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并采取政府与社会力量高效协同地配置防疫物资的行动；在患者、疑似患者暴发式增长的情形下，仍未能及时征用当地处于闲置状态的众多楼堂馆所与学校、体育场馆改建临时医护中心，等等。
认真反思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可以获得如下一些重要启示：
（1）习近平总书记与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扭转疫情局势的根本保证，全国一盘棋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灾难的中国制度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检验中走向更加成熟。
（2）地方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地方治理能力不足，完全可能产生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地失控殃及全局的严重后果。因此，应当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及国家机关守土安民之重大责任，同时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并建立相关考量指标与评价机制。（3）加快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包括疫情报告、信息披露、应急响应、指挥系统、部门协同、政社协调、物资与人员调度、防控手段、问责机制等均需要上升到法律规制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层次。特别是要尊重专家意见，尊重流行病学客观规律，这应成为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必要内容并确保得到落实。
（4）切实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据此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在这方面，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真正实现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切实解除人民群众在重大疫情中的后顾之忧十分必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医保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
此次重大疫情是对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及医保体系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检验。提三点建议：
（1）将卫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来定位，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的医药卫生治理体系。需要建立整体性治理型的医药卫生体系，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机协调，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医疗医药机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社会力量之间的有机协调，并同时加大治理能力建设。包括实现各类医疗机构的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实现医疗机构之间按照疾病分类和疾病严重程度的分工机制，实现患者的合理分流；建立多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这次疫情中，各种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医药公司、互联网平台企业、物流企业等主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夯实医药卫生治理能力的基础，从人才、治理工具、法治化治理三个层面为治理体系提供保障。
（2）坚定目标，打破瓶颈，真正实现分级诊疗。此次疫情从正反两个方面更加显示了分级诊疗对整个医药卫生体系的意义。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包括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在防范、治疗、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属地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公立医院要改革门诊制度，建立不同等级医院的分工，减少无序竞争，给基层医疗机构更多空间，加强对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培养，发挥其健康“守门人”作用；将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分级诊疗推进相结合。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医改，还是分级诊疗的实现，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给民众提供一个健康保障网络，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建立全民健康管理体系。
（3）建立我国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我国已建立起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能适应因突发性重大疫情等引起的应急医疗，因此应该统筹谋划，建立我国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应急医疗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灵活性、跨区域性和高水平性。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但医疗保险制度设计遵循待遇与缴费挂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在应对应急医疗时将面临诸多问题。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的特殊报销政策是临时性措施，且各地规则有差异，为了形成统一的、长效的机制，应当建立起适应重大疫情实际需要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相较于常规医保制度，这一制度应在病人身份、药品种类、异地就医、结算方式等方面实现“ 突破”，以保障病人快速医治与有效康复，为整个抗疫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玲：
此次疫情防控既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医改的一次考验，也是进一步深化医改的良机。没有什么体系能完美地应对如此规模的疫情，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越大，我们之后收获和进步的可能也将越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疫”中，中国人民的团结、坚强和万众一心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世卫组织总干事称：中国值得我们感激和尊重。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一场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从武汉到全国，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全国上下的很多干部、医务人员和基层社区人员从春节前至今一直奋战在一线，严防严控。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制度优势，高效动员组织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全民顾大局、讲大义的高素质。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的确暴露了医改中的一些缺陷。例如，分级诊疗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落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院主要还是靠自己创收才能生存和发展。现在所有医院最好的创收手段就是做大，做大就能做强。由此导致基层越来越弱，大医院越来越强。基层、公共卫生和医院体系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控制疫情蔓延。其次是治理机制和应急能力的问题，表现为各自为政，也就是所谓的“各家孩子各自抱”。这次疫情防控，反映出了各个地方政府在市场之外也是各自为政的现状。再次，就是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的问题。从“非典”以后，国家就一直致力于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希望把所有环节各方面都准备好以防不时之需。国家虽有储备一些药品，但这次不是药品不够，而是耗材的极大不足。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看到了公立医疗机构的战斗能力。
我一直认为，国家需要两支部队，一支是维护国土安全的解放军，一支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公立医院白衣战士。这次大家要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充满敬意。尽管他们不断遭受来自外界的质疑，甚至是谩骂，面临信任危机，但是只要一有危机，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线：“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里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因此，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应当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们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来守护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丁纯：
要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事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对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遭遇的重大威胁。针对此，中国采取了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抗疫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与此同时，我国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1）在目前业已建立起的疾控信息垂直申报系统的基础上，需要厘清通报流程，制定严格的快速申报、反馈时效与应对机制；将各级疾控单位地位提级，实行部门垂直和横向属地领导、管理相结合，将其由事业、咨询单位的性质提升为具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管理部门；同时给予在重大事项决策时的一票否决权利。（2）重视和大力培养疾控专业人员，提高其在大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在薪酬、晋升渠道上给予一定政策倾斜；鼓励其下基层，扎实做好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和疾病防控工作。（3）建议在省、市一级领导干部安排中，安排和选派有公共卫生、疾控学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分管领导，充实领导指挥队伍，做到有的放矢、专业预判，精准施策；同时，在公务员队等伍普及疾控知识，在党校、行政学院增开相关培训课程或讲座。（4）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部门限时制定重大疫情防控预案，建立疫情和突发事件卫生防控处理常设指挥协调平台。协调卫健、公安、社区管理、物资供应、物流配送等部门，分别制定各自职责，并每年做好演练。在疫情应对预案中，可以更多地考虑政府和民间、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利用PPP模式，平战结合、军地结合、政商结合，以利于效率最大化。（5）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疫情防控，建立全国层面的卫生人力的统筹、调配预案。在省、市层面也相应地做出预案规划，设立预备队，落实到人；平时组织跨省市医疗机构的协同，配合、培训和演练，并通过薪酬、职务晋升等手段加以激励；鼓励和促进军、地医务人员的相互业务学习和交流，组织相互协同的演练。（6）省市各级卫健部门制定重大疫情和紧急状况下的分层诊疗体系和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预案，并向公众宣传告知，以确保在发生重大疾病疫情和突发事件时，能够在集中精力应对重大疫情和灾难的同时，正常的诊疗服务如常展开，做到应对有序，轻重分离，急缓分开，忙而不乱；发挥城市社区卫生中心和农村卫生所等基层初级医疗服务机构的防控职能。在疫情信息收集、回馈，相关个人防疫、消杀物品分发、防疫指导等方面与基层社区组织相配合，起到疏而不漏，事半功倍的效果。（7）研究与可能出现的重大疫情和灾害救治相关的急需的医疗设备、医药、辅料等资源的产业链构成、转产可能性，以及制定这些物资生产供应、配送等的紧急调配路径预案。针对口罩、防护器具、诊断试剂、消杀装备等相关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医护人员的装备物资应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建立战略储备，以备应急之需。（8）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要制定重大疫情和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应急和理赔及资金储备预案，保证赔偿资金的快速到位。同时注意后续追踪，防止出现因疫致贫等。同时，应和公共卫生部门一起，投入资金和相关人力物力，大力提倡鼓励全民健身运动，开展相关的大卫生观念的宣传，倡导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商业医保企业则可开发相关的保险产品，同时完善应急、代位理赔流程，及时赔付。（9）建立重大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中有功医护人员等的表彰奖励机制和奖励基金。对重大预警、公共防疫的重大创新、突破以及在重大疫情和防控救护中伤残或牺牲的卫生医护人员予以奖励，对其亲属予以抚恤资助。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教授席恒：
此次疫情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国家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和个体的免疫力，是人们健康的根本保障。作为健康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保险制度，要以预防性、前瞻性为导向，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是保障全体人民健康权益的根本。在现代国家的组织体系下，人类建立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疗服务、医疗保险、药械供应四大系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是通过公众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健康教育，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发生、降低患病率的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具有典型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体系是人类为了有效治疗疾病，减缓疾病痛苦，恢复身体健康，通过专业人士的疾病诊断、治疗、康复等过程解除病痛的专业组织体系，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药品药械供应体系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病后康复而使用的针对性药品、药械、康复辅具等市场供应系统，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具有营利性的特征。医疗保险体系是针对医疗服务过程中病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支付能力不足而建立的筹资组织体系。自从1883年世界上第一个医疗保险制度在德国诞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纷纷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以强制性筹资来化解因个人支付能力不足产生的医疗风险。医疗保险属于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强制性。在人类医疗服务和健康治理的四个体系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在健康治理中具有基础作用，而医疗保险体系则具有核心作用，它可以充分运用医疗保险基金的驱动能力和医疗保险机构的行政能力，引导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医疗各利益主体的合作收益。医疗保险的逻辑就是全面识别、认知、评估医疗服务和医保支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和体制设计，实现医疗服务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最终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有序化、医疗服务成本与医疗服务风险的最小化、医疗服务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和医疗服务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纳入医疗保险治理体系，实现预防性医疗保险。只有将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纳入医疗保险治理体系，才能将人类的健康目标、个体的防病治病目标、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目标和药品药械商的市场目标有效整合在一起。医疗保险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联动，关键是对参保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激励。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健康长寿的秘诀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充分的睡眠、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乐观向上的心态等才是人们健康长寿的法宝。如果能够对这些影响健康的关键指标进行科学的监测，与医疗保险中患病后的报销比例相关联，倒逼参保者形成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降低患病率，进而降低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率。健康指标与个人医保支付的关联，使个人的健康诉求与医疗保险的目标诉求相一致。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
要在积极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提高医保治理水平。推进我国医保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整合碎片化的制度，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医保制度。目前我国的医保制度碎片化现象严重，有必要进行医保制度的整合，探索建立统一的基于公民身份的医保制度，不再区分城乡、职工与居民等不同类别，即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都必须纳入该医保制度，切实提升医保制度的公平性。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稳步推进省级统筹，积极探索全国统筹。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本医保停留在市级统筹层次，甚至还有县一级的统筹单元。尽管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要求逐步实现省级统筹，但是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达标。统筹层次过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基金共济能力低，难以发挥医保制度的互助性优势。因此，应当加快推进省级统筹的进度，并积极探索在全国层次上的统筹，进一步增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扩大医保基金支出水平，切实提升医保的保障水平。现行的医保制度所规定的参保对象住院报销比例常常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但由于存在着药品目录等限制性因素，实际的报销比例远不及此。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医保基金相对有限，难以覆盖所有的医疗需求。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17822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约为2.0%，尽管总支出比上年增长23.6%，但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必要适当提高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加快完善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切实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2014年起，我国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就开始稳步推进，本次疫情期间采取的先救治后结算等“特殊”举措有助于打通一些堵点。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优化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打破统筹地区的信息壁垒，逐步将所有医保统筹区及开展门诊和住院业务的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实现联网运行。在加快完善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的同时，医保部门要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积极推动和支持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互联网提供无接触式的远程医疗服务，不仅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优质医疗资源，减少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以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危机情况下减少就医风险，提高医患安全。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是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提高参保对象满意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经办服务效能的提升成为推进医保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当前，首要任务是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其次将各项服务推送至互联网端和移动端，实现业务“网上办” “掌上办”。再者，要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推动医保服务整体联动、全流程在线，做到线上线下一套服务标准。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作为技术支撑，切实提升参保对象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除此之外，本次疫情也为深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医保系统作为“三医”联动的“牛鼻子”，有效链接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牵一发而动全局。因此，可将医保改革作为基础，由点及面推进“三医”联动，最终实现深化中国医改的目的。具体来说，首先，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集合“三医”所有的运行要素，借助大数据为“三医”联动打下坚实基础。其次，继续推进差异化的医保支付机制改革，合理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实现“强基层”的目标。第三，完善医保谈判机制，努力实现对医疗服务主体的制约，改善医药价格不合理的局面。最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医保监管，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吕学静：
应当尽快补上短板，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面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经过举国上下的努力，各个部门非常及时地采取并出台了有关民生保障的多项政策措施，其力度、广度、深度都是空前的。现在虽然疫情形势在向积极方面转化，但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感到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保障方面，还应该深入反思，引以为戒，及时整改。如何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1）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强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健全完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这次疫情突发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病防治应急体制短板，亟待全力补上。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医疗卫生事业较大的成就，但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等卫生安全防控存在薄弱点，对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1.7%。这次疫情突发，公共卫生设施短缺凸显。因此，政府财政要加大对公共卫生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供给质量。
（2）重视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这次疫情突发使我们看到我国的各级医疗机构体系不健全，医疗卫生人员紧缺。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健全体系，扩大编制，改革公共卫生服务队伍的薪酬制度，建立薪酬增长机制、公共卫生服务岗位津贴制度等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提高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使广大民众真正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
（3）将此次疫情中民生保障的临时有效措施转化成长久的制度机制。比如新冠肺炎重大灾害中的对患者特别时期的救助政策——医疗费全部报销。我们注意到，早期患病治疗是患者自己付费，就出现过由于费用过高，患者及家属放弃治疗的案例。之后国家及时出台了患者医疗费由国家负担的政策，才使患者解除了担忧，真正做到应治尽治。经过这次疫情，应该认真探讨临时实施的措施哪些可以形成长久的机制，一旦将来再有类似的重大灾难，民众则不再担忧，不再恐慌，更能从容面对。从涉及人群看，以下几类人群在重大灾难到来时，更应当得到有效保障。如：患者保障（医疗费、住院费等）、医务人员保障（工伤待遇、烈士有福、亲属待遇、临时补贴等）以及相关服务人员（安保人员、物资保障人员、清洁人员、志愿者）保障等。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北大学教授翟绍果：
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人民生命健康高于一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解决资源配置、服务效率、网络区块问题，需要通过资源整合、服务融合和网络耦合等机制，构建共生共识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共同体。（1）基于健康风险的共生，应当合理配置和系统整合健康资源，推进公共健康合作治理行动。面对健康的风险因素与健康资源有限性的条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应当通过与健康相关领域的资源整合和服务联动，结成健康合作治理网络。向上是国家医疗卫生体制与社会治理能力，向下是落实到个体、家庭和社区的健康管理行动。在微观上以个体健康管理和家庭网络为支撑基点，在中观上以社区健康服务和社群网络为靶向，在宏观上以政府健康行动和政策网络为抓手，从而推动构建健康共同体的全民行动。
（2）基于健康需求的共识，应当有效提升和全面融合健康服务，推进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行动。良好健康的实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积极的健康生活行为，但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基于人群分层分类，以嵌入、合作、共享等融合方式，推动不同主体、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在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水平、服务递送、服务监测等方面实现政策协同。可以通过重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实现各级健康服务资源要素的整合；通过构建包对点的专业化服务，实现健康服务供给与联动机制的磨合；通过签约购买、政府补助等多种方式实现健康服务包“从近家到进家”的转变，从而提高国民享有健康服务的可及性。最终构建起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实现健康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优质化提升，最终满足健康共同体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要。
（3）基于健康政策的共创，逐步健全和深入完善健康网络，构建共享“健康中国”的健康共同体。公共健康治理的目标体现在疾病消除、健康维护与健康促进等方面，因此需要在公共健康应急、健康贫困治理、健康管理服务、健康环境改善、健康教育促进等领域结成健康合作网络，实现维持基础生存的应急性公共健康治理、维持基本健康状况的常规性公共健康治理和致力于健康水平提升的主动性公共健康治理的分层分类治理。
为此，一是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健康应急体系。以降低突发性公共健康危机对生命财产和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为目标，制定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卫生法律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救援体系、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应急方案，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全国公共健康危机事件信息库和监测体系，建立公共健康风险应对的预警防范机制，最终建成“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公共健康应急体系；二是健全健康管理体系。在人群健康管理的链条上，需要建立城乡居民、公共卫生部门、医疗服务机构、药品供应厂商、医保经办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第三部门等多方参与的健康管理体系，同时通过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的建立，实现通过信息化覆盖全民全程健康管理与服务，并以健康教育促进公众的健康责任意识；三是扩展健康保障体系。通过公共卫生、医药供应、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等健康保障体系内部要素的协同配合，组合出优质可及、经济可支付的健康服务产品，同时通过大健康的共建共治共享来激励参保者的健康促进行为、医护人员的健康管理行为、利益相关者的健康适宜行为；四是构建共享“健康中国”的健康共同体。将公共健康作为一种理念融入所有政策设计，通过公共健康在政府、社会与市场等方面的跨域合作治理，形成促进健康的合作行动。在公共健康的应急性治理、常规性治理与主动性治理等策略体系上，在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形成公共健康合作治理网络，致力于人类健康共生共识共建共治共享目标的实现。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连泉：
应当弘扬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这次疫情突然爆发，反映了长期以来基层公共卫生的诸多安全隐患。一是饮食安全意识差，消费观念存在误区。二是公共场所卫生条件差，治理薄弱。三是民众防治常识不足，盲信偏信，非理性对待疫情。四是科普教育薄弱，公共责任意识不强。五是公共卫生治理中社会参与少，自主自治不足。新中国刚成立时，医疗卫生问题突出，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建国后仅两年，新中国领导人集体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四项基本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最突出的做法是动员群众，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中央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运动期间，采取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鼓动民众参与公共卫生行动，从清扫街道到灭杀害虫。在随后十几年的运动中，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消除，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也大幅度减少，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80年代初的70岁，这段时期的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被誉为世界典范。总结历史经验看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优良的革命传统，是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经验在于：动员群众，社会全方位参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时代更加需要发挥优良历史传统，弘扬爱国卫生运动精神。
建议：（1）以现有疾病防控体系为支撑，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基础。应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区防控为支撑，将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都纳入进来，形成网格化的覆盖体系。（2）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科普教育活动。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在全国大力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建议在中小学课堂，各种公共传播渠道中加强宣传，普及公共卫生基本常识，倡导科学生活方式，加强社会伦理责任教育。（3）以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整治为重点内容，明令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4）加强传染病预警和信息披露，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社会下大数据技术在疫情预警监测中的应用，借助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加大信息公开披露。（5）将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纳入重要议程。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和“十四五”规划中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和经费支持，将新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