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如今，在指控和反指控中，中美冲突已经明确进入了危险地带。 

尽管中美在6月下旬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达成某些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这样的协议大多都是表面上的。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后，美方又进一步威胁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增加关税，同时对华为展开全面攻击。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急剧上升，表面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地下降。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共和党和民主党现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却成为美国政界的和鸣。特朗普曾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政策亲商，但如今接管了共和党，却对关税张开了双臂。对于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发出过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危险警告，转变为关税战士自然相对容易。在多年滥用贸易行为之后，两党的共同论调表明，现在是美国该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时候了。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大约30年前对日攻击的强度。当时，美国制造业首次感受到就业和工资的压力，这可以追溯到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重商主义的日本是罪魁祸首，他们执着于压低日元汇率，占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42%左右。这导致了1985年所谓的“广场协议”，当时五大工业国联盟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将日本置于货币升值中，导致资产泡沫和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的教训之后，中国领导层拒绝了西方类似的建议。因此，华盛顿采取了不同和更强硬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威胁严重得多。

从日本到中国，美国很快又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人。然而，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很快就学到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投资等于储蓄。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是：当各国缺乏储蓄，希望投资和增长时，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必须从国外借入盈余储蓄，并常年保持账户赤字。自1982年以来美国每年都经历过国际收支赤字(1991年除外，当时美国向其他国家收取发动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的少量盈余)，这些国际收支逆差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贸易逆差源于宏观储蓄-投资失衡，它们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或者说是多边的。事实上，2018年美国对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 

这就是抨击中国的漏洞所在。没错，2018年，中国占美国879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的48%。这使得它成为当前美国政策辩论中的借口。在这场辩论中，他们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办法是消除中国的部分逆差，从而也能够减轻美国工人的压力。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对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多边问题没有双边解决办法。以中国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就像“打鼹鼠”游戏（编注：无用而重复的工作，指试图解决问题的尝试是表面的，结果只是暂时的）。由于2017年末特朗普减税的时机不合时宜，直接的可能性是导致国内储蓄进一步低迷。在不解决储蓄问题的情况下，消除一部分贸易逆差，只意味着贸易将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外国生产商手中。由于中国是美国成本最低的外国供应商之一，这意味着贸易转移必然会流向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这就相当于在美国消费者头上增税。

针对中国的猛烈攻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反作用，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推行如此不一致的战略？答案既是霸权扩张的结果，也是针对所谓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映。随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加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无限制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这是以发行美元计价的本币债券作为支撑的。 

更别提医疗体系的低效了，它消耗了GDP的18%，国防预算基本上等于位居其后的7个军费支出大国之和。华盛顿政府宁愿在财政政策上如此鲁莽，也不愿向美国公众坦白。他们宁愿把这样一种策略的后果归咎于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也不愿认真地照照镜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