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周年。11月10日至12日，第六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论坛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建林发表题为“多重冲击与‘一带一路’视野下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对策”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文章经作者授权和审阅。

【演讲/刘建林】

大家好，今天我想探讨的是“一带一路”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和对策研究问题，就此谈谈我的想法和认识。

以前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讨论很多，但“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个新概念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被提出来，此外，我们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可以看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等表述，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提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策表述方面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受到了哪些因素影响？

事实上，当前地缘冲突、新冠疫情、贸易摩擦等因素夹杂在一起，各因素之间相互促进，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复杂度增加。

地缘冲突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版图的重构，新冠疫情使得供应安全与韧性问题凸显，以前学界研究供应链聚焦成本和效率，但是现在安全问题凸显出来了。

贸易摩擦并非切断贸易往来，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增加贸易往来中的不确定性，无形中增加了运营成本；数字化进步是一把双刃剑，负面来看可能带来人力成本上升；此外，减碳减排仍然是全球发展的共同诉求，比如德国总理刚刚宣布2045年的目标不会改变，即使有俄乌冲突的背景，绿色发展还是要继续，当然背后因素还包括中国发展布局的调整。基于信任机制，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面对新挑战要有新视野，美国应对他国供应链增长做出了哪些回应？谷歌前CEO分析了美国国家先进制造、建设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关键技术清单、国家安全战略等因素，做了一份研报，研报中提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的科技竞争战略”等内容，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卡脖子技术”、“竞争护城河”、“战略安全风险以及加速器技术”等意涵，可以说他们的发展计划针对中国的意味比较浓厚，非常强调“遏制中国”。

我认为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战略层级的规划。“小院高墙”围堵与遏制绝非简单的战略层级规划，而是会付出切实的行动，美国甚至在短期内可能会不计代价做出遏制中国的行动。在“称霸”问题上，美国政府关心的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厘清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中国从来没有想过“称霸”全球，但今天我们的实力在不断提升，中国人承诺“不称霸”，但是西方国家不相信，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就是中国有没有实力、能不能“称霸”。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我们国家短期的围堵和遏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实力已经到了让他们警惕的地步。

最近，基辛格博士出版了一本书《世界秩序》，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均势，这个概念是指“当竞争对象对本国的威胁不断增长，甚至可能接近、超越本国的能力时，我们就会开展遏制行动”，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从政府、军方还是民间的态度来看，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常怀警惕之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欧洲的策略也很相似，新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从化石能源向金属能源转变，欧盟非常关注他们对矿产资源的控制力，义乌大量的出口商品中已经包含了一些非常关键的金属，比如银、铟和碲等材料。

我认为，我们国家应对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应当具有新的视野。美国开展战略资产组合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把芯片和石油均列为基础设施战略、依赖性战略和累积性战略三重叠加在一起的战略物资，把科技类创新和传统的能源看得同样重要。与之对应的是，我们的愤怒和恐惧都不能弥补中美在实力上的差距，只能埋头苦干、迎头赶上，这是唯一的出路。

新格局需要新布局。我们国家已经逐步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转变为“国内为主，国际为辅”双循环，呈现为国内国际循环联动的状态。

转变前，我国的外部循环受西方主导，我们更多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这种循环方式依赖于双方互信，并且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双循环背景下，我们能够外在于西方推崇的规则，我国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强。

我们可以看到，以往讲“发展是硬道理”，在二十大报告中代之以“高质量发展”等表述，我想“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总的基调应该是国家稳中求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产业链安全的终极指向应该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问题中的一个层面是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因此引出我们的研究焦点：什么是“产业链供应链”？它的内涵和重要性体现在哪里？2022年9月19日习总书记在杭州召开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上致辞，紧随其后的是“产业链供应链”这个概念被正式写入二十大报告，应该说这就是对疫情全球流行和贸易摩擦冲突等现实情境的回应。

比如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问题，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国家被“卡脖子”的不仅仅是芯片，还牵涉到背后的矿产、电池制造与物流、车规级芯片、市场与发展空间等一系列因素的稳定供应。我们国家的电池和关键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的80%，换句话说，当前把矿产变成产品的技术在中国，但矿物质材料在海外，这是非常“要命”的。

产业链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价值网络，包括采矿、提纯、化工、制造、物流、金融以及关键资源地再利用等环节，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产业链或者供应链概念一言以蔽之。举个例子，中国电池的正极负极材料生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个行业的下游资源不再只是废旧资源回收，回收后还需要再利用，事实上当电池不能用的时候，它的纯度比矿产还要高。像这样一条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如果能够做到闭环循环，就更有利于产业的长效发展。

矿产资源也是如此，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领先全球，但是开采经济性比较低，因此我国的现状是从海外进口、到中国加工后再出口。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储能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矿产资源未来可能会枯竭，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到可持续发展？另外，确保电池所需的关键矿物和金属的供应安全也会成为未来电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关键点。

新变量意味新边界、新边界蕴含新机遇。我们国家的企业面对外部挑战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让产品与服务要“走下去”，创新和品牌“走上去”，这是“一带一路”为我们创造得非常大的便利。“一带一路”带动的国家间合作与发展，不再是原来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一个相互促进、合作发展的理念。它事实上是为我们的市场空间、融合创新空间、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基础、人才队伍与国际物流通道等等提供了便利和相互促进的机会。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为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的稳定发展拓展了空间，同时新能源产业链的稳定也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内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