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进程的推进，美国政治中的党争因素迅速外溢至对华关系领域。近期针对台湾、新疆、供应链安全等议题的轮番炒作似乎预示，美国国会或将策应甚至主导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中美关系的改善仍很困难。面对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的双边关系，回溯和重思两国长期互动所培育的政治根基，或许能为我们带来启示。
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培育
台湾问题作为当下中美关系最大“痛点”，在20世纪70年代，却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起点。当时，随着国际格局急剧变动，两国决策者迅速调整国家战略，以求同存异的大格局打破了台湾问题造成的掣肘。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到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再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美方在中方持续不断的外交斗争下承诺将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接受“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中方也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立为对台政策基本方针。正是这些文件及其传递的原则促使两个大国摒弃成见，迈向全面合作。此后，尽管台湾问题仍不时对双边关系构成困扰，双方仍能聚焦合作、规避对抗。
当年中美之所以能够“破冰融雪”，在于双方从战略全局和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并主动寻找共同利益。冷战期间，中美因应对“北方共同威胁”和反对太平洋地区霸权以及避免战争等问题走到一起。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中美合作虽经历短期震荡，却并未终结。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推进经贸合作等领域重新找到较强战略依托。奥巴马执政时期，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和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深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整体向强硬方向转变，但双方仍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寻找利益汇合点，正如奥巴马本人在该对话机制会议上的表态：“历史告诉我们，美中两国都受益于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接触”。
大国之间不乏交集，但正确认识彼此共同利益却需要有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国家内部政治哲学”的战略胆识。作为两个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中美能走出1972年前“不共戴天”的对峙状态，根源在于双方均能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和策略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体制的藩篱，聚焦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对于中国来讲，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是展现自信、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前提；对美国而言，选择为对华关系破冰则出于其始终抱有的“影响中国发生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变革”预期。初衷虽然不同，但仍奠定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及其后大发展的政治基础，换来了两国延续较长时间的战略稳定，并在彼此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新的战略默契。
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损耗
2022年8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公然窜访台湾，中国随即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在台海地区进行实弹军事演训并对美国相关政客实施制裁。中美关系再度因美方的错误行径遭受严重破坏，而该事件也仅是近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步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双边共识机制的最新事例，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黎安友所说，“只是总体趋势的一部分”。为实现对华施压的战略意图，美国战略界大肆炒作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从重新强调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到持续推出各类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涉台法案，再到刻意提高美台军事关系、支持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美政府和国会不断冲击双边关系的底线问题。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实际政策愈发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一中一台”的恶劣氛围在华盛顿决策圈更加浓厚。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政治基础遭受侵蚀的缩影，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中美共同利益被刻意忽视、彼此制度差异被着重提及、分歧被置于聚光灯下的现实。随着中国崛起与影响力的上升，美国逐步放弃了塑造和改变中国的尝试，转而寻求打击和削弱自身地位的所谓“潜在挑战者”。为此，无视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扩散与地区安全等共同威胁的重要性，美国选择将中国本身界定为“最紧迫的威胁”。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了“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美国也随之正式放弃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姿态，不再对中国加以“利益攸关方”的定义，以缺乏“护栏”的“战略竞争”界定双边关系，并在政治、经贸、科技与安全等领域推动“全政府”式对华打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在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进一步界定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行文表露出构建排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明显战略意图。
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重新回归并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并不认同在制度、文化与理论上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并笃信这种现实将对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内外秩序形成挑战。为此，美国开始全盘否定与中国建立长期互信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安全高官发表系列演讲来论述美国受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同时悍然推动“中国倡议”等意识形态要素鲜明的行动阻碍民间交往。在双边关系领域，意识形态因素深刻融入两国互动之中，中美之间各类议题的“泛安全化”趋势更加明确。
捍卫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面临严峻挑战，相互认知的变化或许正是这种挑战的来源。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中国在近年来的长足进步并非源自美国预设的“美式蓝图”。随着中国独立自主去探索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道路，美国预期的“变革”似乎越来越难以发生，“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顺势成为“改造中国”的替代性方案，并且已是白宫决策圈的主导性思维。另一方面，美国从在国际上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并频繁发动局部战争，到其国内政治与社会持续极化和撕裂，被中国逐渐看清了其霸权蜕变后的真面目，对美国的“祛魅”正在进行。一个客观现实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与美国无法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和差异，双方核心议题注定龃龉不断、摩擦不止。
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培育和维系在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寻求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强加给对方；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制度分歧，着眼共同利益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也在于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唯有做到这三点，中美双方才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考验下妥善处理彼此关系，找到和平共处的合理路径，并维持双边层面的战略稳定性。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美国亚洲协会演讲中再次强调的：“没有尊重，就谈不上信任，没有信任，就无法避免冲突，也谈不上真正的合作”。然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大幕的拉开，“党争不过海”再次沦为奢谈，中国又一次成为两党不约而同大加炒作的涉外议题，被用来推进选举动员，进而成为美国“内病外治”的“药方”。
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世界必不可少，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固然已无法再以理想化的视角去期盼对方，但也不应从最坏角度去揣测对方。中国长期珍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同样应当如此。当前美国处于国家转型期，深陷政治和社会极化、产业空心化、治理能力退化等窘境，国际领导地位亦受质疑，难以发挥过去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相对实力暂未出现明显的系统性衰落，为避免这一点正加紧调用资源打压竞争对手。显然，比起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更热衷于想方设法把对手弄糟。面对难以寻求合作却又充满破坏力的美国，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改革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在世界上发挥好建设性负责任大国作用，同时对美国侵害我国尊严和利益的事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勇于反制，以斗争和反制坚决捍卫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从中国这一侧做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
（杨楠，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