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印两国几乎同时开启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以来，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有着对标中国的浓厚“中国情结”。近两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印度外贸频受“两头断”窘境（指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断供”以及依赖欧美的出口市场严重萎缩）的反复打击下，以及在中印边境冲突与军事对峙的持续刺激下，新德里的“中国情结”加速具象为莫迪政府不断推出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并日益视之为印度实现“产业强国”的重要捷径。

今春以来，随着俄乌冲突进一步撕裂日渐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科技链，以及中国多地疫情反弹对既有产业生态的明显扰动，莫迪政府更是加快了“替代中国”的产业化步伐。

什么是“对华产业替代”政策

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第一次“面世”是在2020年3月。这个已实施两年有余的政策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其中，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是重中之重。该计划重在通过财政激励手段，优先鼓励印企以及外来资本在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产业领域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特别是提升规模效应。

根据印度国家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0-21财年里，在印度自中国进口的650亿美元产品中，PLI计划覆盖了其中395亿美元的产品。该报告预测，若印度通过PLI计划减少20%的自中国进口，那么其GDP就可以增加近80亿美元；若将依赖程度减少50%，这将意味200亿美元的GDP增量，因为这部分进口商品都将由印度国产商品替代。

纵观2021年全年，莫迪政府先后13次颁布PLI计划，涉及汽车零部件与汽车、无人机、化学产品、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医疗设备、金属矿物等。对比中国2021年全年对印主要出口产品，两者之间存在高度重合性。

除了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之外，莫迪政府还多管齐下，加快“对华产业替代”的国际国内资源募集与能力动员。

其一，借助“印太战略”框架，谋求新经济领域对中国产业“脱钩”。特别是在“四国机制”下成立关键和新兴技术联合工作组，加紧在生物、低碳、半导体、网络、稀土等领域“构建弹性、多元、安全的供应链”，并推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与之高度配合、协调，以推动印度本国制造业的大发展。

其二，通过商签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产品与中国技术和标准的依赖。2021年以来，莫迪政府先后与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签署临时自贸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还几乎同时启动或重启了与加拿大、以色列、英国、俄罗斯、阿曼、欧盟、海合会、非洲南部关税同盟等经济体的贸易促进谈判。此外，莫迪政府还正与拜登政府就美方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进行密切协调。

其三，抓住美西方对中国的安全焦虑，争取发达经济体对印更多战略投入。近一个多月来，印大国外交动作频频，既有日英领导人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登门拜会，也有莫迪总理亲往法德及北欧国家展开首脑外交，还有美澳领导人与莫迪之间的线上互动。在这些峰会中，莫迪紧紧抓住美欧日澳等发达经济体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焦虑和脱钩心切，深度探讨产业合作规划，构建“对华产业替代”框架。

其四，利用边界问题持续扰动负面民意，加速切割中印产业链。两年来，莫迪政府坚持用边界问题绑架中印关系，刻意维持边境地区适度紧张，顺势不断祭出“爱国”“安全”等旗号，推动对中国科技“脱钩”、产业“切割”。两年里，新德里封禁了200多款中国手机移动应用软件，将中企剔除出5G测试名单，大幅降低中企参与印电力建设比重，以“合规”稽查为名对中企频搞突袭式骚扰，有意恶化在印中企生存环境。

由此，莫迪“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可进一步简化为“三个替代”，即以“印度制造”及“第三方制造”替代“中国制造”、以“印度资本”及“第三方资本”替代“中国资本”、以“美西方+印度”的产业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有专家学者甚至将该政策进一步概括为ABC政策，即Anything But  China（除中国之外，啥都行）。

越推行，对中国依赖越增加

显然，莫迪政府将尽可能替代“中国制造”、尽可能降低对中国产业依赖作为印度产业化、工业化的重要捷径。也就是说，在莫迪政府看来，印度的崛起不是与中国的崛起相互成就的，而是取而代之的，特别是要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版图中所处位势的取代。

那么，面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及其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核心位置，同时考虑到中国还是印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客观现实，莫迪政府推行“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的底气何在？

究其本质，还在于莫迪团队认定，美西方特别是美方为牵制中国崛起步伐正在大力重构全球价值观、供应链、价值链、科技链的谋划与举动，就是印度谋求赶超中国、产业强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时不“印”待，失难再来。新德里必须乘势而为，主动迎合，全力借助美西方的帮扶，努力构建起以“美西方+印度”为双核驱动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冷战结束以来以“美西方+中国”为双核驱动的全球化模式，或者至少也要趁着以数字经济为内核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潮到来之际尽快形成一个能与“美西方+中国”这一既有产业态相平行乃至抗衡的“美西方+印度”产业态。

两年来，印度“对华产业替代”策略也确有所获。其中，印度手机社交软件、电子产品成为最大赢家。在重点替代的其他领域，如新能源汽车、电池、化学品和制药领域，印度国产化率也有一定提升。然而，这种进展也仅如此，也只是相较而言。实践表明，印度“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越是推行，对中国产业依赖反而越是在增加。中印双边贸易近年的大幅增长即是明证。

2021年全年，中印贸易总量达到1250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的8455种商品中，4591种商品的进口额出现增长。而且，按价值计算，排名前100的商品的进口总额达到410亿美元，高于2020年的250亿美元。可见，尽管印度近年不断推进“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但依赖中国进口的诸多中间产品大多无法从其他地方采购，而印度国内产能不足以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产业链具有强大韧性，中印产业链之构建既非一日之功，故其解构更非一时所能。

实施前景难言乐观

事实上，莫迪政府面临的内外环境使其“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的实施前景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内而言，一人一票的票选政治允不允许莫迪同时在诸多领域持久推进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呢？莫迪过去重大改革受挫的事实很可能有助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2015年8月和2021年11月，莫迪政府先后出于地方大邦选举在即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放弃曾一度雄心勃勃的征地改革和“三农”改革。这表明，莫迪政府的改革闯劲与雄心无论多大，都将最终服从于选举政治的指挥棒。只要印度的票选政治不改，莫迪政府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所面临的路障就难以根除。

更重要的是，只要基于强大的产业配套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能持续巩固其价廉物美的竞争态势，印度各级政府就不得不出于“政治正确”而进口大量中国产品，特别是关键中间品，因为这将有助于维持民生物资价格的相对稳定。毕竟，印度半数人口人均年收入也就约5000元人民币，印普通选民对生活物资价格的波动极其敏感。物价稳，则票仓稳。因此，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的折腾最终很可能敌不过票选政治的逻辑。

对外而言，美西方真的会因为政治体制相同就全力帮扶另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实现崛起吗？一个实施西方民主政治的印度的崛起给美西方带来的挑战就真的“与中不同”吗？从美国不分体制曾相继重手打压处于老二位置的日本、苏联、欧盟等可见，至少美国是绝不想培养自己霸权地位的另一个潜在“撼动者”。

别看美西方与印度当下的互动颇为热络，实质上，美西方的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而非助印崛起；帮扶印度只是美西方遏华制华的一种手段而已，绝非目的。而且，美对印拉拢存在着一个天花板，即以印度不具备中国那样的“粉碎”美西方攫取全球化进程中的垄断利润的能力为上限。因此，莫迪政府期望在美西方帮扶下成就印度成为产业强国的战略诉求实质是缘木求鱼。

莫迪政府与其费心费力搞什么“对华产业替代”，不如早点思谋如何利用中印两个庞大市场互为毗邻的地缘经济优势、产业互补空间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潜能，紧紧抓住并利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勠力把两国发展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基于两国资源禀赋的产业做强，一起应对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盘剥与规锁，重新夺回属于中印两大民族的历史荣光。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