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这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大国竞争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竞争的实质又是什么，尚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殷鉴与此，本文以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析，以此阐释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新嬗变的内涵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策略选择。
01 作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手段的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
将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作为分析当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典型案例，有四个原因。一是在研究中，学者们对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理论梳理已渐成体系，可以避免信息不对称。2005年版《美国国防战略》首次提出“混合威胁”思想，2007年12月霍夫曼在其专著《21 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中系统提出混合战争理论，此后俄罗斯军事学者也给予高度关注，混合战争的研究越来越具体。美国学者自乌克兰危机之后，对灰色地带竞争的研究入渐知微，形成了涵盖概念、内涵、特征、手段和案例验证在内的系统理论叙事。二是在实践中，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运用突出体现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强度日渐攀升的新态势，比如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之后，美俄关系跌入低谷；中美关系也因为南海的灰色地带竞争而陷入极大的困难。三是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具有鲜明时代性，体现了新兴大国崛起、核武器、相互依赖、高新技术发展、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秩序变革等重大的时代背景。四是基于两者在竞争手段运用和竞争过程特征上的相似性，研究者们开始将混合战争视作灰色地带竞争的一种手段，两者逐渐融为一体。尽管如此，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能否视作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混合战争虽然是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战争形态，但从混合战争缘起和目标指向来看，混合战争本质上更接近一种大国利用间接的低烈度冲突谋求地缘政治优势的竞争手段。就缘起而言，混合战争经历了由应对常规战、非常规战、恐怖袭击和犯罪活动所构成的“混合威胁”,到应对新兴大国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增多和失败国家出现带来多样化威胁的转变。一般而言，“两场战争”促使美军提出混合战争理论，“两场危机”又促使美军将混合战争视为现实挑战。2001年和2003年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结果是美国赢得战场，却输掉战争。这带给美国最大的反思是，争取人心而非攻城掠地才是赢得胜利的根本，战斗应该发生在民心而非战场。据此认知，2005年版《美国国防战略》首次提出“混合威胁”思想，2007年发布的《海洋安全协作战略》将混合威胁视为现代战争的特点。2010年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不再使用“打赢两场大规模战争”的提法，而以“混合”一词描述未来战争的复杂性、对手的多样性和战争类型的模糊性。这意味着混合战争理论得到美军决策层认可，成为指导作战实践的指导思想。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认为，新兴大国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增多和失败国家出现，使得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未来这三类行为体带来的“挑战数量不一定增加，但却呈现出相互交织、日益融合的趋势”。由此，应对混合威胁的混合战争进一步聚焦在应对三类行为体所带来的挑战上。而俄罗斯在两场危机中的军事行动，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这一认知。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先是出兵控制克里米亚，后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参与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迅速占据主动。2015年9月30日出兵叙利亚空袭“伊斯兰国”,快速扭转叙利亚局势。西方国家认定俄罗斯打的就是混合战争。美国随之调整国家军事部署，以应对混合战争带来的现实挑战。梳理混合战争的缘起，可以看出，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本就是大国发动混合战争的应有之义。
从目标指向来看，混合战争并不寻求大国间的正面冲突，而聚焦于如何争取人心。更具体地看，美式混合战争服务于其护持全球霸权的需要，其逻辑是进攻性和全球主义。俄式混合战争则是要恢复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的荣光，其逻辑是防御性和欧亚主义。两者都指向两个关键的边缘地带：战略支点国家和大国周边地区。争夺战略支点国家意在维持和拓展大国国际政治影响力。主要案例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混合战争行为；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打击以及“阿拉伯之春”时所运用的混合战争的策略等。争夺周边地区则意在影响大国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依托带。这方面的案例有：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混合战争；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地区近年来也成为美式混合战争的试验场，自2019年初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纷纷陷入动乱。俄罗斯学界甚至冠以“拉丁美洲之秋”的称呼，认为这一系列骚乱是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结果，目的在于全面控制拉美地区。可以看出，混合战争具有鲜明的服务于大国竞争需要的政治属性，即不寻求大国间的正面对抗，而是以代理人战争或代理人破坏的方式获取地缘政治优势。
作为大国竞争手段，混合战争对竞争进程的影响极为明显。一是混合战争的暴力属性和对大国周边地区以及战略支点地区的争夺，使得大国间接的低烈度冲突正变为现实。二是混合战争对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迫使大国在强化武装力量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力量的使用方式和组成结构。三是混合战争的竞争逻辑在于，先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或者危机，而后通过再造和平、秩序恢复来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这表明，应对国际重大危机和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要素。
与混合战争类似，灰色地带也有争论。灰色地带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性互动，这些互动介于国际冲突与体系和平的二元状态之间。一种观点认为，灰色地带就是美国针对新兴国家发动舆论战的一种叙事建构，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灰色地带是大国开展安全竞争的一种新方式。事实上，灰色地带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自产生之时，就被视作大国地缘竞争的策略和手段。早在1954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芬莱特尔就用“灰色地区”指代中国和苏联在边缘地带进行的有别于传统战争的攻势。1955年，基辛格更是撰文提醒美国需要密切关注苏联在世界的边缘地带所采用的灰色地带战术，认为这将逐步侵蚀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并最终摧毁两国的均势。
从灰色地带竞争的主题来看，其作为大国竞争手段的功能更为彰显。灰色地带竞争一个核心主题是秩序修正与霸权护持之间的矛盾竞争，而秩序之争始终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在西方国家看来，秩序修正的实现是修正主义国家通过低于战争门槛的、渐进的方式改变现状以获得收益的过程。改变秩序现状对于既有秩序主导国美国而言，带来霸权护持的挑战。美国认为，新兴国家实力在增长，但美国仍具有不对称的实力优势，通过公开对抗来挑战美国并不可行，而具有模糊、渐进和隐秘性的灰色地带策略就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一条有效路径。具体到中美之间的灰色地带竞争，主要集中在印太特别是南海海域。美国认为中国不但会将美国挤出南海，而且要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甚至成为印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的新主导国家。其他新兴大国，俄罗斯在东欧的行动，伊朗追求核武器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巴西、土耳其、印度、印尼等新兴国家迅速发展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在美国看来都属于挑战美国霸权的灰色地带行动。灰色地带行为的扩散，虽然折射出既有秩序难以适应新兴国家日渐发展的客观事实，但美国学者仍将其描述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针对美国或其盟友采取的一种低于战争门槛的竞争策略，该策略综合运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工具，寻求以长期的、渐进式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因此，美国必须采取灰色地带行动回应挑战，以恢复和维持美国在关键地缘区域的影响力。
灰色地带行为对大国竞争进程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竞争手段选择越来越依赖高科技手段的使用；竞争过程越来越模糊，同时更加注重国际道德形象的塑造。需要注意的是，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作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递进的实践图景。原因在于，混合战争引发大国间接的低烈度冲突的现实性在上升，这是大国高度警觉的。与此同时，国际秩序变革步伐加快，大国竞争的焦点也逐渐由争夺边缘地带向谋求国际秩序主导权转变，这也成为大国关注灰色地带的关键由来。
02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新嬗变的内涵：手段、过程和竞争的实质
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作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分析其所折射出的大国竞争手段和过程的新变化，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实质，有助于理解当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全貌。
（一）竞争手段更趋综合，同时也越来越突出不对称手段的运用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全谱系的体系竞争，但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所展现出来的竞争手段的综合性运用与以往有着显著不同。一是非接触手段和传统接触手段的综合性运用。高新技术发展为大国竞争提供了如数字信息、网络体系、新媒体等非接触的竞争手段，这是以往大国竞争所不具备的。这些新手段加上传统的竞争工具，描摹了竞争手段综合利用的光谱。美国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将灰色地带手法总结为十种：网络和信息战、秘密行动、特种部队、支持叛乱或恐怖活动、资助非政府行为体、援助非正规军、经济施压、操纵和破坏民主体制、蓄意采取的模糊行动，以及明示或暗示的武力威胁。而混合战争最基本的内涵也是指各种破坏手段的综合使用。二是非常规工具与常规工具的综合使用。灰色地带竞争中常用的策略就是动用历史叙事、民事力量介入、制造既成事实、心理战、法律战等多种非常规的工具，与传统常规工具如同盟体系构建、前沿力量存在、经济制裁、支持反对力量等相互协调形成竞争的合力。
竞争手段的综合性运用可以有效减少使用单一手段的风险和成本，形成合力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大国竞争一般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大国还需要寻找竞争的“不对称优势”,即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或具备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实现同样战略目标的能力，以赢得长期性竞争。突出竞争手段的不对称性，这构成了当前大国地缘竞争手段运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不对称是指选择己方最擅长的手段，在竞争对手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等领域的薄弱环节施加压力。突出竞争手段的不对称，可以在竞争过程中实现“成本强加”（Cost-Imposing）的效果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即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将巨大的竞争成本强加给竞争对手，以迫使其在明显不利的基础上持续竞争或者选择退出竞争。近年来在南海区域，美国就以多种类型的灰色地带行动持续强化介入南海的力度，以突出美国若干“非对称性”竞争优势，目的就是在和平状态下将军事成本、外交成本、声誉成本和发展成本强加给中国，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打乱中国原有战略部署，最终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南海地缘格局。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的灰色地带战略，美国结合相对于伊朗的地区外交优势和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利用域内国家对伊朗外交政策的疑虑和伊朗能源收入依赖国际金融市场的弱点，强化金融制裁和以外交压力进一步孤立伊朗。
（二）竞争过程追求模糊性，同时也更注重国际规则与国际道德形象的建构
追求竞争过程的模糊性，意在规避竞争风险，打乱对方应对节奏，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基本特征就是，为让对手难以适应而在竞争过程中主动追求模糊性，表现为冲突性质的模糊性、参与者的不透明性以及相关规则框架的不确定性，甚至使用的手段乃至战略意图都不像传统竞争模式那样明晰。对于竞争方而言，追求竞争过程的模糊性，可以使竞争对手难以界定竞争的边界和性质而避免过早摊牌，从而使竞争以规避战争的方式进行。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因为竞争过程的模糊性，既难以对其进行概念化的描述，也难以决定是否应该以一种致命的武力加以回击，从而陷入施加震慑则需要承担危机升级的风险，如果置之不理又会面临被步步蚕食的“风险困惑”。
但是，竞争过程模糊性的存在是有前提的，一方面得益于不彰显目标的渐进主义的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则受益于信息网络等非接触手段的混合运用。这样一来，竞争的过程通常会突破线性竞争的梯度逻辑，从而增加了竞争态势的复杂性。但当竞争方的既定目标因为竞争的模糊性而逐渐实现并触及竞争对手的利益时，竞争对手必然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此时的竞争将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以不对称手段获得竞争的优势，二是竞争的模糊性因为对方灰色地带行为的对冲而相对变小，竞争回归常态。至此，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策略的运用使得竞争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常态的轮回，但在这个过程中，竞争中的大国极为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道德形象的话语建构。
大国注重规则体现了当前的时代背景。从体系层面看，现在是一个规则化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百年变局根本上涉及秩序和规则之变，体现的是国际秩序的逐步合理化和国际规则的不断完善。从国家互动层面看，规则是国家利益的分配和固化在国际层面的再现，注重规则是维护和实现利益的重要基础。但新的变化是，大国在竞争中注重规则并不是全然遵守规则，而是在以规则约束他国行为的同时，利用规则的模糊空间来拓展自己的国际行为空间。灰色地带追求模糊性，就是利用规则和国际法体系的模糊空间，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混合战争则是在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的规定之间，寻找到既有规则对暴力行为的软约束。
大国注重国际道德形象的建构，并非源自国际政治文明的进化，而是竞争手段捕获了国家道德形象的塑造。不管是混合战争还是灰色地带，在西方国家的逻辑中，这些竞争手段的缘起在于不满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出现，是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也就是把己方描述成现状或既有秩序的维护者，而把其他国家定义为挑战者，以此赋予自己行为充足的道德感，否定对方行为的合法性。一旦将对方置于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则意味着这个国家与整个世界为敌的负面道德形象就此确立。其实这种明显带有偏向性的说辞，本身也是灰色地带战略在叙事层面的表现，但这也折射出了大国竞争进程中建构国家道德形象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大国对国家道德形象的话语建构并非是仅仅为了提升自己国际形象，而更在于打击竞争对手，在剥夺竞争对手行为合理性的同时，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三）竞争实质越来越体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之争，在国际上则表现为应对国际重大危机能力的竞争
传统理解认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国家之间为争夺关键地缘地带保持均势或建立霸权而开展的权力竞争。也就是说，大国竞争的实质为了塑造均势或者缔造霸权的秩序模式。但是，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实质与传统观点大不相同的一面。
大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地域通常是另一大国的边缘地带，即战略支点地区和大国周边地区，在这一点上，混合战争、灰色地带和传统大国竞争并无二致。但新的变化是，大国越来越注重利用“颜色革命”、网络攻击、叙事重塑等手段来促使竞争对手内部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比如，作为混合战争串联配置的“颜色革命”就是极力放大竞争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某一不平衡状态，扶持内部反对派及其活动基地、第五纵队、外国势力代理人等势力，辅以外部力量配合，在竞争国内部制造系统性危机事件，为强制性手段的使用创造条件，最后摧毁国家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甚至颠覆其政府。这表明，大国竞争边缘地带的策略重点转向了国家内部治理，转向了争取人心。灰色地带则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竞争中的大国本身。灰色地带竞争策略中的心理战、媒体战、法律战、经济胁迫甚至是外交战和扶持反对派等手段，意在利用竞争对手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积弊来制造心理和物理上的失衡，促使其内部产生于己有利的思想混乱甚至社会动荡。这些新变化反映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实质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看谁的经济社会发展得更好，谁的国内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均势、霸权和国际秩序虽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但只是竞争的结果。
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在国内比较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国际上则相应地体现为应对国际重大危机的能力。危机的本质在于参与者不能完全控制事态，但长期的国际实践表明，是否具备有效应对国际重大危机的能力已成为一个大国是否成熟的标志。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实践则验证了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的几场重大的国际危机如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背后都有混合战争的影子。我们知道，混合战争的竞争逻辑在于，先制造一种“可控的混乱”,而后通过再造和平、秩序恢复来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过程考验的就是大国在重大危机爆发时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混合战争虽然不是传统的大国间的正面冲突，但它的出现也促使大国军事上间接的低烈度冲突，如代理人战争或代理人破坏变得日趋频繁，这也成为国际危机的一种表现。基于此种状况，《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不断强化俄罗斯在解决国际问题、地区冲突和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提升俄罗斯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
不仅如此，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兴起还对国家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混合战争策略，让北约引以为豪的强大反应机制受到普遍质疑，引起北约的高度警惕。这说明，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已无法有效应对新的危机形态，力量使用效果的最大化不仅仅取决于力量本身，更在于力量组成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形成最大的合力。美国学术界大力鼓吹灰色地带威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美国现有的力量配置可能无法有效应对灰色地带竞争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呼吁决策者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有思想、更加灵活和更有创造力，以更加果敢的行动来应对灰色地带挑战。
03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出现新嬗变的原因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嬗变既是大国竞争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大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政策选择的结果。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核武器和相互依赖导致国家倾向于选择低于传统战争的竞争手段
百年变局的权力格局之变促使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这是结构主义的经典解释，但结构主义无法解释大国的激烈竞争将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此时我们观察到：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和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大致而言，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战争并非大国间竞争的理性手段，但也是这两个因素导致大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低于常规战争的强制性手段，使大国间的激烈竞争以“规避战争”的形式展开。
核恐怖平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国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国家在面对较低层面的冲突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互动双方在较低水平的常规层面出现更多冲突。比较典型的互动，就是近几年来的中美关系。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当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对比值为70%-80%时，霸权国的紧迫感显著增强，两者之间的对抗性风险会急剧上升。截至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的70%,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关系竞争的一面日益凸显。近来美国在南海、东海、台海地区甚至是整个印太区域，不间断地采取对冲和侵蚀中国影响力的“灰色地带”行动，以此来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这种强硬而没有突破战争门槛的竞争手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空前紧张的局面。
国家间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也会遏制传统战争的爆发，因为在这一状态，不仅将消弭国家内部以武力或战争方式获取国家收益的声音，而且在国与国之间也形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开启战端无疑将使收益大大低于付出的成本。这是自由主义的经典论断。但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恰恰也是大国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资源，而对依赖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就会成为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竞争的短板，这一状态就会激励在相互依赖中占优的国家在竞争中采取强制性的甚至以“互损”的手段来抑制对方的发展，以此追求相对收益。
结构的压力促使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核武器与相互依赖又意味大国竞争诉诸传统战争并非国家的理性选择，烈度较低、风险较小的强制性甚至有限暴力的竞争手段就成为大国竞争中合理的策略选择。在实践中，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之所以受到大国的青睐，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它们作为大国竞争的手段其固有的强制性、胁迫性甚至是暴力性的特征，不仅有效匹配了大国竞争强度上升对强有力的竞争手段的需求，而且没有突破大国正面冲突的底线，没有越过国际秩序的红线从而规避了冲突升级的风险。
（二）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竞争手段，也影响着大国开展竞争的态势
当前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高科技时代的竞争，技术所具有的服务经济发展和巩固国家安全地位的二重性，使得高科技领域成为大国竞争决定成败的领域。表现为，高新技术对大国竞争工具选择和开展竞争的态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发展在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提供诸多间接而隐蔽的新型竞争手段的同时，也提高了传统竞争工具的使用效果。从技术条件上讲，灰色地带行为扩散和混合战争出现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非接触”竞争工具的出现，比如数字信息、信息网络、自媒体宣传以及建立在这些技术条件之上的社会心理组织和社会动员等。这些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使得不对称的网络战、心理战、精神战、媒体战甚至是法律攻击成为现实。这些手段在提高大国竞争强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高新技术还可以显著增强传统竞争手段的实际效果。其内在机理有二：一是通过信息网络的快速传播效应，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有利的国际舆论、国际社会心理暗示甚至法律氛围，使得经济胁迫、军事力量使用等传统手段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成倍提升。二是高新技术发展为“低端技术的创造性运用”提供了可能，从而有助于在技术手段上形成更为有效的高低搭配。
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大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态势。基于技术手段对大国竞争的广泛影响，拥有雄厚高新技术实力的守成大国倾向于在更早的时间向其他大国开展竞争，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高新技术手段的不对称效能。就此而言，当前是有利于大国进攻的时代。但新兴大国并非束手无策，因为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一个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优势总是难以长期维持，技术优势也总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易手。这就为新兴大国提供了开展地缘竞争的基础和获胜的可能。同时，还有三个技术层面的原因也影响着新兴大国的竞争态势。一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在以数字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面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首次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谁能做到更好的创新，谁就能引领高新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竞争中谋得先机。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降低精密制造和先进制造的价格，从而产生了新一代更小巧、更智能、更便宜的武器，而高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所造成的军事水平差距，是军事威慑产生实际功效的关键。三是与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一同到来的，还有日益普及的技术获取途径，先进技术的扩散和易得性比以往更加快捷、成本也更加低廉。这些技术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兴大国应对大国竞争的信心。
（三）双重秩序困境与霸权存在决定了竞争过程的模糊性
国际秩序集中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各大国的权力对比格局和利益诉求。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并逐渐实现了体系内的崛起，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始面临着双重的秩序困境：对于新兴大国而言，虽然实现了体系内的崛起，但既有秩序体现的是固有而非既有的利益格局，它们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诉求并不能完全得到合理的表达和保障；对于西方大国而言，既有秩序虽然保障了固有的利益格局，但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而面临着现在尤其是将来的利益格局受损的局面。换言之，大国都从既有国际秩序中获益，但也感受到既有秩序对它们利益的束缚，因此它们并不追求推翻现有秩序，而是希望推动国际秩序产生于己有利的改变。但相比新兴大国，因为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受到冲击，作为战后秩序缔造者的西方，反而表现出比新兴大国更为强烈的修正秩序的愿望，重构或者重新诠释一套更能契合其利益诉求，也更能规范和约束新兴大国行为的新秩序也就成为最优的选择。
但是，改革秩序就要冒着充当国际社会“修正主义者”的风险，这是任何大国所不愿接受的国际形象。基于此，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国际秩序展开，但以一种掩饰意图的模糊过程来进行，也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同时霸权的存在也决定了这一进程似乎只能以模糊的形式开展。首先，霸权的存在意味着大国间绝对的力量差距。在美西方国家看来，因为绝对力量差距的存在，新兴大国在修正既有秩序时，只能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而选择渐进主义的模糊路径。同时，模糊性策略也能够让现状的改变者继续以对现状满意者的身份进行伪装，并通过含糊不清的行为绕开国际社会的红线以防止危机升级。
其次，霸权的存在也意味着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可以对想做的事情进行符合自己利益偏好的阐释和建构。西方国家变革既有秩序正是利用话语霸权选择了一种模糊的策略，开始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逐渐蜕变为“精准的修正主义者”,即基于国家利益需求精准修正国际秩序中的一些制度和规则。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以“退群”的方式逐渐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上倒退，成为既有秩序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大大降低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盟友对美国的信心。拜登政府显然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声称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至于是什么样的规则，就由美国根据利益需求来“精准”修正。正如政治学家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指出的，讨论“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类词，就像在和迷雾搏斗。近年来引起诸多国家抗议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是依其自创的“国际水域”“国际空域”等概念，而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结果就是，美国虽然仍以既有秩序维护者的面目示人，但秩序经过“精准”修正这一相对模糊的护持过程，而变得更加契合美国的利益诉求。
（四）全球化的影响为大国竞争所利用，凸显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实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竞争手段的选择也要有效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地方性的资本、技术和规则向全球范围拓展，进而蜕变成全球性的资本、技术和规则的过程。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国家固然需要采取外向型的政策模式，但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负向影响显现时，却亟需国家采取内向型的政策来积极应对，以回应国内民众的诉求。
现在看比较显著的全球化影响有：首先，人口、资源、信息等要素日益频繁的跨国界流动，使得国内政治精英阶层对民众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管控大为减弱，普通民众的价值理念日趋多元，社会不再表现为统一完整的理念板块。这为竞争对手实施精神和心理攻击，促使国家内部产生动乱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全球化不仅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两极分化，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心地带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和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大量边缘化的贫困群体，引起西方政治、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采取极端化政策的经济基础。再次，全球化进程促使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为国家供给了大量可资操纵和利用的手段与力量资源。这些影响是每一个大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竞争中的短板。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的出现，可以说是大国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大国竞争的逻辑必然。这些相对新颖的竞争手段之所以兴起、扩散并在竞争中发挥作用，其内在机理就是利用了国家治理能力滞后与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矛盾。
全球化深入发展还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与权力政治并列的国际结构，促使大国竞争的焦点发生位移。全球治理导致了权力的扩散化和中小国家地位的上升，这意味着，大国和超级大国依然存在，但可能已无法发挥出大国在权力政治中所能发挥的那种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发挥重要作用，有效的途径也不再是单边行动，而更多是通过多边外交和国际机制。进而言之，权力的分散与全球治理成本的上升，连同大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角色的相对下降，使得未来的国际结构将是一种没有大国愿意并能够做世界领导者，同时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渐彰显的“非极化”格局。在其中，大国所发挥的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而非结构性的作用。这也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大国的权力竞争依然存在，但竞争的实质已不再是世界的领导者或者超级大国的地位。相比这些，大国更关心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的国内治理来回应全球治理所带来的压力。
04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新嬗变带给中国的启示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嬗变表明，大国竞争手段更趋综合，竞争过程日益模糊，竞争的焦点虽然围绕着国际秩序展开，但竞争的实质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之争。这对中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地缘竞争，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将国际行为和国际利益诉求尽可能地镶嵌于多边机制中。大国地缘竞争的一个焦点是围绕着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展开，但规则和秩序背后代表的是国家群体的集体利益诉求，故此规则和秩序之争也是争取其他国家支持和认同的竞争。就此而言，大国竞争其实是不同国家群体之间的竞争而非是一对一的双边博弈。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守这些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和规则，可以赢得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从而有效分化美国重塑联盟以遏制中国的企图。在地区层面，中国将自己的国际行为和国际利益预期镶嵌于多边机制中，以机制的构建和顺畅运行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偏好，可以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二是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需要树立系统的理念。新时期的大国地缘竞争呈现出体系对抗的特征，手段越来越综合，过程越来越模糊，竞争的核心也由战略支点、周边地区向国内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延伸。这表明，有效应对大国竞争需要有系统的理念，在空间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尤其需要充分估计到国内政策可能产生的国际和地区外溢效应并有必要的应对预案。在时间上，统筹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着眼未来，为民族复兴之后预留充足的行动规则空间。在具体操作上，在注重软硬实力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运用力量的组织建设、力量结构和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使用，使之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可以展现更加灵活、更为协调的应对能力。
三是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根本之策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虽然是一种国际现象，但在根本上体现的还是国家内部治理能力强弱的竞争。这从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作为竞争手段，着力于在竞争对手内部制造心理和物理混乱以此获得竞争优势可见端倪。基辛格在论述中美关系时也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大国的生存逻辑不同于小国，“小则亡于外敌，大则毁于内弊”，大国的坍塌必然是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长期不可持续的状态。大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也遵从同样的逻辑，竞争结果可以预期的只能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因此，只要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始终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大国竞争将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科学客观地判断国内外形势。尽管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强度在上升，竞争手段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没有也不太可能突破传统战争的最低门槛，更不会改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