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这一领域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规范性和目的论性的理论范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个人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而这一文化变迁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推动了政治的发展变化。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呈现出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学中的以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为标准的“自由民主”规范同构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部分。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突破这样的规范性设置。

关键词：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化研究；英格尔哈特

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超过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和他的合作者以及诸多从事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研究的学者，围绕着后物质主义的内涵、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产生的原因和政治后果等主题，贡献了大量研究成果。英格尔哈特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我表达价值观、自我解放价值观等概念。这三个政治文化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同一概念的差异性表达，本文将这些研究统一称为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更全面地看，这一理论含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内容，所以应该将它们统称为后物质主义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英格尔哈特本人则将有关研究最终发展成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论以及人类发展理论。

后物质主义理论特别是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和人类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理论范式；而其理论预设与规范性理想，则指向了西方政治学中的比较民主化研究与熊彼特和达尔式的民主理论。在提出了文化主义的现代化与后现代理论以及制度主义的人类发展理论后，英格尔哈特的工作与比较民主化研究真正实现了深入和全面的联结。本文全面分析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民主化和实证民主理论的对标与联结，试图解构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这一规范性框架，为中国的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研究的学者超越西方研究范式的目标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

一、从“静静的革命”到西欧的文化转移

自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迅速成为全球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在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等人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认为政治文化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英格尔哈特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规范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在心理学、统计学迅速影响各社会科学领域的背景下，通过问卷调查来测量公众的政治心理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依然依赖于20世纪中叶的一些奠基性的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就具备了强烈的方向性与规范性：理想的政治文化是支持西方式“民主”政体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变迁的“正确”方向是通往一种“现代”或“现代性”的文化变迁。

英格尔哈特最初的工作并未关注一般社会是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或是否正在获得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问题——这些也是阿尔蒙德和维巴、英格利斯所关注或设定的议题。英格尔哈特最初发现后物质主义现象源于其对西欧工业化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他最初关注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和西式民主制国家的大众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英格尔哈特借助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初西欧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是正在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国家）的公众政治和社会心理发生了“静静的革命”：公众从关心生存和物质安全变成关注生活的总体质量，包括良好的人际关系、美丽的城市等。

在英格尔哈特发现西欧六国的“静静的革命”时，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论断就已提出。这基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充足与富裕，人们的价值重点发生了变化：一种强调总体生活质量、自我实现等目标的价值，开始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英格尔哈特最初称此为“后资产阶级”价值观（post-bourgeois values），后来则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并一度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称之。第二，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generational replacement）实现的：与老一代相比，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总体上价值观念变化的代际替换效应——随着老一代的离去，社会逐渐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第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意味着政治的变化：在投票行为以及其他的政治参与方面，抱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人表现出新的特征，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也会超越小社区和民族主义，而倾向于拥抱超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超国家或全球主义的全新认同与关怀又会影响到个人对环境、平等、福利等政治议题的看法。

随着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EVS）的扩展和调查数据量的增加，在有限的6个国家里观察到的“静静的革命”变成了覆盖大多数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文化转移”（cultural shift, 国内译为“文化转型”）。在整理了26个欧洲国家将近20年（1970—1988）的调查数据后，英格尔哈特通过完整地呈现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证明了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论断——西方社会公众优先价值观正在从重视物质安全向重视生活质量、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转变。大样本的多国调查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成了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研究对政治文化领域研究方法的一大贡献：在EVS的基础上，多国合作者从1980年开始推动全球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后者很快带来了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对全球60~70个国家和地区的覆盖，并促成专注几个大洲的一系列“晴雨表”（barometer）跨国问卷调查项目的形成。

匮乏假设认为，人们的优先目标是对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如果资源相对短缺，人们就会给予它最高的主观价值。社会化假设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在未成年时期的盛行条件，即对安全的感知。这两个假设分别关注到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前者可以推导出短期变化或阶段效应，后者则可以推导出长期的群体效应。因此价值观的变革过程会表现为阶段效应（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短期波动），且阶段效应是叠加在长期的群体效应（反映某一年龄群体在成长期的主要生存条件）之上的。

在这两个假设或理论的基础上，对欧洲的数据分析形成了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因物质匮乏造成的不安全感，从而使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相反，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则日益增强，促使了一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转变，体现了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益递减原则。这就导致了个人层面的两类变化模式。其一，二战后出生的年龄群体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因为与较年老群体相比，他们是在经济和人身更安全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其二，在各年龄群体内部，出身富裕的受访者比生长环境安全系数低的受访者更有可能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是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文化变迁重塑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观念、宗教取向、性别角色、性道德等方面。这一转变对政治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政党社会基础的变化、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参与形式的变化等方面。例如，西方社会纷纷出现了从精英主导型的政治参与到引导精英型政治参与的变化或政治分化维度的多样化“转型”；西欧政治中原来基于经济问题和阶级维度的分化变成了基于价值观的分化；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主导了此后数十年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对欧洲公民政治的研究方向。无论是在问题意识还是在因果解释方面，对西欧及其他一些地区（如北美和亚洲的韩国）公民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政治心理的研究，包括对于欧洲的选举政治、社会运动、抗争政治的研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例如，就政党认同和投票倾向而言，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划分了四种类型的政党归属模式：（1）不关心政治型，即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或认知动员）水平都很低，对任何政党都没有亲近感的人。（2）精英主导型的政党归属，即政治技能水平较低，但却对某一政党有亲近感的人，这种政党归属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尤为普遍。（3）认知动员型政党归属，即政治技能水平较高并对某一政党有亲近感的人——典型的信息灵通且积极参与的政党认同者。（4）认知动员型的无政党归属，即政治技能水平较高但对任何政党都没有亲近感的人。欧洲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兴起伴随着类型（2）人数的下降以及类型（4）人数的上升，对西欧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上。同样，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也带来了被倡导环保、女权、动物权利的群体和性少数群体等称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深刻地推动着西欧社会向着“挑战精英”型（elite challenging）的公民政治转变。除了英格尔哈特本人的作品外，一系列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抗争政治、政治支持等议题的作品也涌现了出来。

二、文化主义的（新）现代化理论

在后物质主义的研究中，英格尔哈特已经将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联结起来——后物质主义的“公民文化”有利于西欧式的多党竞选代议制民主的稳定。他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与文化的变迁联结起来，认为后工业的社会即后物质主义的社会。这样一来，他的理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闭环：经济上的工业化应该带来物质主义或他早期称之为“资产阶级价值观”或进取型（acquisitive）价值观的下降，以及享受型、满足型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而强调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有益于西欧和北美民主体制的运作与稳定。欧洲价值观调查后来扩展到世界多个国家，成为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90年第二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束之后，全球共计4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给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跨越，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发展成了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

简而言之，英格尔哈特发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两个普遍的“文化转移”，此即从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的观念转移和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型。后者实际上是扩展版的后物质文化主义转移，即从强调物质安全、经济保障向强调生活质量、个人实现与表达的价值观转移。超越物质匮乏之后，人类追求的价值开始向精神世界和个人实现与归属的范围转移，这构成了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我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子。事实上，后物质主义文化元素的发现，来自英格尔哈特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心理学方法的尝试，通过行为主义的问卷调查来检验韦伯关于新教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数据结果给他的启示是，不论何种原因带来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注定会消解由新教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如勤奋、进取、强调经济目标等。也就是说，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强调勤奋、节俭、创造或收获财富等“进取性”价值观，转而开始强调生活质量、享受及个人表达。这大概也是英格尔哈特最初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称为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原因，因为韦伯认为资产阶级的勤奋、进取等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价值观基础。可以说，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新教伦理理论“发明者”的韦伯应该退场了。英格尔哈特注意到，在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众的权威观与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实现了传统价值观到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权威从社会转移至国家。当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达到临界点后，则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向后现代化的转向：对经济成就、物质安全的强调让位于对生活质量、自我表达的强调，体现出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工业化阶段的现代化带来的是世俗化的权威，而后工业化阶段的现代化把大众从权威中解放出来。”这两个维度上的文化转移，对应的就是英格尔哈特提出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特征，而韦伯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文化塑造经济和政治生活，即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都认为社会经济转型遵循着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相对预测模式，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键特征不是随机相关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学界在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则由李普塞特等人开创了研究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欧美式多党代议政治制度关系的先河。这一组理论通过普热沃斯基等学者的开拓，至今仍然是主宰着美国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民主研究的理论范式。它的根本论断是，经济增长或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而学者们的重要工作则是试图发现这一因果关系的实证证据。 

英格尔哈特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可以总结为两个文化转型：（1）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从传统向世俗—理性转移；（2）后现代化则表现为以后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一组幸福型价值观的出现。英格尔哈特也一度将这一组幸福型价值观称为后现代价值观，因为它的“因变量”是价值观念，而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直接和李普塞特—普热沃斯基这一理论线索对话。如前所述，英格尔哈特发现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现象的主要理论启发应该来自马克斯·韦伯，当他发现后工业化社会呈现出后现代的价值观念转型时，他开始更多地从文化和心理角度分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因此，英格尔哈特十分强调后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特征——一方面因为经济的富足，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因为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业特别是信息、媒体、管理等行业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部门，对社会变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二者的结合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开始呈现的诸多现象，如就业观念、性别平等观念、性观念、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以及环保、女权等新社会运动和各种抗争政治的兴起等。他和诺里斯关于全球各地性别平等与宗教观念变化的合著作品，即体现了这一研究方向。

对于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以及实证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英格尔哈特相信转型是沿着可以预测而非随机的轨迹推断出的，但他对这些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若干修正。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英格尔哈特认为，现代转型不是线性的。

（2）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扬弃了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早期现代化理论，认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要素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3）英格尔哈特试图摒弃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

（4）英格尔哈特认为民主政治并非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会随着社会从现代化过渡到后现代化而大大增加。（他后来的人类发展理论否定了这一点）

在提出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论叙述的同时，英格尔哈特还将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定位在传统—世俗—理性权威观和生存—幸福价值观的二维空间里。按照这两个指标，世界价值观调查得来的数据就可以绘制出一张全世界的文化地图。英格尔哈特发现，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据此划分为若干文化区域，如西欧的新教国家地区、英语国家、非洲、东亚、中东—伊斯兰地区等。随着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的国家增加，这个地图里包含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按照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水平，全世界各国被划分为若干“文化区域”或文明区域的相应特征具有了更大的说服力。2001年美国经历了“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再度掀起热潮。英格尔哈特的文化地图因其看似给全球的文化差异——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实证证据而备受瞩目。事实上，从首次发表开始，英格尔哈特的文化地图对全球文化区域的划分方法曾出现很多变动。例如，菲律宾有时候会被划入东南亚，有时候又被划入拉美板块，不同版本类似的不一致现象也容易引起困惑和争议。 

三、从经济安全到自由民主的人类发展理论

工业化的文化影响催生了扩展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最初称其为幸福型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最终还是选取了“自我表达价值观”这个表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趋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态势。这种转变在政治领域就表现为对权威的淡化，以及对参与和自我表现的日益强调，同时这两个价值观取向促进了民主的建立、维持与巩固，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强化了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与能力，转变了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民主化之间的逻辑链条：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人们的价值观优先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苏联解体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宣称“历史终结”，比较政治学者亦分析出“民主化”的概念并“发现”了近代历史上民主化的若干“波次”，在这一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也逐步发展成了一种比较民主化研究的理论。

之所以说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发展成了比较民主化的理论，是因为英格尔哈特等人现在的工作转向了解决大众文化变迁对制度变迁影响的问题。具体而言，英格尔哈特试图用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证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应当带来以西欧、北美为样本的政治制度。通过借鉴阿马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的人类发展理论，英格尔哈特和韦尔泽将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发展成了以民主政治为因变量的人类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提升了民众的分工专业化程度与受教育程度，从客观层面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最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文化与社会转型为中介，就会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形成日益支持民主的文化取向，并极大地提高民主制度建立、维持与巩固的可能性，这是英格尔哈特人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应当看到，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政治理论的学者如熊彼特、达尔和实证的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李普塞特等人，已经成功地将民主这一概念变成了西欧、北美实行多党竞选的政治组织制度的同义词。因此，西方的政治学学者不论如何理解民主，他们在对民主的测量上，都是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指标的。反过来说，很多学者虽然自认为将民主作为一个一般概念，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都不自觉地将多党竞争这一具体的制度安排等同于民主。无论如何，多党选举制度成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所有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建立在这一认识论的基础上。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后，不少人已经看到这样的“民主化”其实并未带来治理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生活的改善。但是，这并未改变西方学者将民主定义为多党竞争的认识论基础。英格尔哈特对民主和“民主化”的理解同样发生在这样的认识论框架中，同样将实行多党选举作为一个政治体是否“民主”的判断标准。不过，面对第三世界国家“转型”后出现的政治失序、治理能力和治理质量下降的情况，英格尔哈特在选举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民主”的概念，这与那些强调“民主质量”的学者并无二致。与达尔“多元政体”的叙述类似，英格尔哈特和韦尔泽认为民主包含两个中心元素：精英竞争与大众参与。如果只重视选举权，那只是一种狭义的民主，而真正的自由民主应该关注到民众的自我管理。他们指出，狭义的民主可以由精英主导而成，但未必能够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水平。如果民众不能有效地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结果产生影响，如果民众无法使自身的偏好为政治精英所重视，那么这也只能算得上是一种无效的民主而已。而英格尔哈特对民主“有效”的理解则聚焦于个体实际享有的自主选择权，即“制度上规定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效程度；换言之，统治精英在使用国家权力时对这些权利的尊重程度”。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化中，英格尔哈特与韦尔泽只是简单地用政府的清廉指数来代表一国民主的“有效”程度。他们实证分析中的因变量“有效民主”只是用西方组织“自由之家”对各国自由（民主）程度的评分和“透明国际”对各国政府清廉程度评分的乘积测得的。

根据英格尔哈特与韦尔泽对形式民主、有效民主的区分，自我表达价值观与有效民主有一个共同的落脚点：对人类选择的强调。通过对自由的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所进行的类型学划分，二人分析了生存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与民主制度—非民主制度之间的契合程度，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的专制社会和强调生存价值观的民主社会是不和谐、不稳定的：对于前者而言，虽然民众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权利，但专制制度无法满足这一需要，甚至还会压制这一需求。随着大众自我表现价值的日益增长，其镇压成本也随之升高。不断攀升的镇压成本容易使权威统治越来越运转不灵，进而导致反对派别的成长以及抗议活动的发生。对后者而言，虽然有针对民众自由、选择权利的制度化供给与保障，但民众更强调物质保障与生存安全，这使得民主制度的运行因没有与之契合的价值观做支撑而步履维艰。Ibid. 相较之下，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民主社会与强调生存价值观的专制社会稳定性都更高一些。因此，选择自由的供需失衡会决定政治制度变迁的方向，使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短。

至此，文化变迁的主要变量从早期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成为自我表达价值观后，又向着解放取向的价值观(self-emancipative values)发展。这样一个文化主义的、以民主为因变量的人类发展理论认为，人类发展存在手段、动机和规则三要素，分别对应着个人资源、解放取向的价值观和有效权利，而这三种要素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解放取向的价值变迁和民主化所分别提供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提高人类选择的客观条件，解放取向的价值观激发了追求更高水平自主程度的主观动机，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则保证了民众实际享有的自由权利的水平。这些要素中所表现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改善了一个社会的“人的状况”（conditio humana），即为人们提供了更大范围的手段、更强烈的动机和更有效的保障以运用其个人潜能。人类社会发展意味着在大众层面上个人选择权的逐渐增长，而个人对权利需求的增加，最终将带来政治制度向民主模式的发展或转型。

四、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美国比较政治

从最初在西欧少数几个国家发现的后物质主义文化现象，到21世纪初发展成一种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理论，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一直在西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自由民主价值范式里存在、发展，同时也在不断地复制着这一社会科学的价值和理论范式。赵鼎新在讨论社会科学界提出的“规范性同构”理论的谬误时指出，人类“有把‘赢’理解成‘对’、把‘输’理解成‘错’的习惯”。而一系列产生、运作于西方的观念和组织方式（制度）之所以被很多人当作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规范，实际上源于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全球统治地位的形成。而这些源自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制度和价值观，一度对全球各国形成了规范性的压力或推动力。一方面，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对这些观念与制度的论证不断进行着自觉不自觉的再生产、发展和扩展，形成了延续的叙事；另一方面，非西方的、被界定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进行否定，并将其想象和理解的西方“先进”知识、价值在本国进行传播与推广。

将民主等同于选举政治的熊彼特式的理解与定义，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形成于西方学术界和公共空间里的同构性规范。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崛起后的一组可以被大体称为“现代性”的规范性话语体系，包括作为规范和叙事的市场化、世俗化、法治、个人权利等内容。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即产生、发展于这一规范性场域和规范性同构的过程中。抛开技术层面的细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事实上回应或引导的规范性叙述有三点。第一，西欧的宗教传统带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是因为回应这个叙事而产生的，尽管它未能对此提出支持性证据；第二，资本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会带来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正确”方向；第三，这一文化变迁会带来西欧、北美式的政治组织形式的稳定，并将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带入此种（正确的）政治模式。

正如赵鼎新所言，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强调一些‘先进’的观念和制度在世界上会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同构趋势。但是他们多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他们都把自己所处的大时代所呈现的一些同构现象，特别是一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同构现象，当作了历史的使然。”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俗化、社会经济现代化、人类平等与发展等观念在全球形成了显著的同构力量，但只代表给定时空中的宏观社会结构，并不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同样，将多党竞选认定为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实现方式，且所有国家都应该向这一模式“转型”，也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同构性规范。90年代后期开始，各个新“转型”国家展现出了政治崩坏的局面，21世纪以来，美、英等国的政治衰败现象愈发明显，“西式民主”的光环和“民主化”的理论范式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这也是当代实证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陷阱。通过似乎是客观和价值中立的方法，学者们往往不自觉地延续或再生产各种载有浓厚规范价值的理论或叙事。就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而言，尽管它由大量的回归模型等数据技术支撑，但是已有的技术性工作并不能解决若干规范性的争论或质疑。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方面，已有研究无法确定“有效民主”的制度设计（即选举+清廉）是否能产生好的政治秩序，提升治理能力。更何况清廉本身并不是制度，而是某种或某些制度所导致的后果。第二，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方面，已有的研究无法确定后物质主义或它的扩大版——自我表达价值观或解放性价值观是否一定带来这种制度的同构，使各国的制度都向多党竞选制度转型。第三，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自我表达、解放性价值观，它的定义与操作化具有非常强烈的西方政治价值，无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政治文化概念。例如，利用对同性恋、堕胎、离婚等性或性别议题上的“宽容”程度来测量个人的“自我表达”价值，就是受到了西欧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文化现象影响，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一个技术性选择（或对概念的操作化）。但是，通过这样的指标，自然很容易得出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民众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偏弱，因而属于某种“落后”的文化区域的结论。

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政治和社会心理现象到发展出民主化的“人类发展理论”，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英格尔哈特本人的职业生涯正好与美国、西欧在二战结束后空前的经济繁荣和良好的政治发展阶段重叠。因此，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的理论场域一直充斥着对世界和人类进步的乐观情绪与目的论的自信。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和与之相联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论、人类发展理论一起，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图景，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这一理论及其方法、认识论所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进步史观等内核，被很多学者忽视了。而英格尔哈特本人，此后也展开了对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研究。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线性和进步主义视角是不准确的。

五、结语：寻找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三个主要发现或论断被证明是合理的:（1）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物质的充裕和生活的富足，会导致进取性观念的下降和自我表达、幸福型价值观念的出现；（2）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是通过代际替换发生的，即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下，较晚出生的一代人会比此前出生、长大的上一代形成更强的后物质或自我表达的价值观；（3）这样的价值观变化会对人群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这三点之上，英格尔哈特和其他后物质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各种“发现”和结论，则需要仔细辩驳。

需要争论和扬弃的主要有两点。首先，自我表达型、幸福型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时空环境、文化、政治、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大的差异。就这点而言，现有的通过一个全球统一的调查问卷（WVS或其他）来对各国的自我表达价值观进行统一的测量是行不通的。欲探索某种具有一般性的价值观在不同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表现方式和测量方法还需要各国文化和政治心理研究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其次，自我表达价值观或后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公民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社会总体的政治发展，都是非常经验性的问题。例如，自我表达价值观会带来更明显的政治表达的意愿，但政治表达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则会千差万别。因此，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测量指标（如WVS中的“个人是否曾经或愿意联署请愿诉求”）来测量全球各国公民的政治表达意愿。而将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某种具体的政治组织方式联在一起，则会在更高层次上，将某种时空环境下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误认为是具有一般性的、超越时空效度的结论。

简而言之，在20世纪下半叶北美、西欧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最终“战胜”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规范同构”的时空背景下，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事实上即是这一规范同构的一部分。后物质主义文化研究对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拓展了比较政治学若干领域的知识边疆。需要注意的是，它实际上代表并发展成了一种文化变迁、社会进化、政治发展的理想主义。因此，它显著地受到了一种线性的、宿命论式的、一元历史观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比较政治学深刻地塑造了一种以西式自由民主政体为应然的“历史终结论”，这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需要破解的。

（王正绪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特聘教授、副系主任；赵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原载：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