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调适知识资源,开辟新的自主性发展空间
2021年07月20日  |  来源:社会科学报社  |  阅读量:3067

政治学作为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其发展创新与特定的政治实践紧密关联。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逻辑的把握,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国政治学的前提,需要对其思想来源和学理资源作进一步的必要的调适,从而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中国政治学的三个思想来源

中国政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向东亚扩张导致中国知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之一。就其国家学说的知识结构而言,它主要有三个思想来源: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经世主义。

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与自由的优先性预设,表现为对市民社会与资本逻辑的肯定,在承认民族国家建构合理性的同时,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分以及权力多元结构对国家强制力量的控制,宪政主义国家理论成为其政治学的主要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性力量,深刻认识到资本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经济社会根源,把为个体自由权利的辩护发展为争取阶级解放的学说,而阶级解放最大的障碍是由资本强制与扩张逻辑主导的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即所谓“现代的国家”,因此必须通过废除这种国家的政治革命实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社会产生国家、决定国家乃至最终收回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

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的知识资源不同,中国传统经世主义是中国政治学的本土资源,其特点是讲究伦理为本、明道救世、家国一体、天下大同,落脚点不是个人,也不是阶级,而是家庭、宗族及其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方法论特征不是本体论式的演绎,而是经验历史论的启示;政治统治的取向不是分权、竞争与适者生存,而是一统、协和万邦与天下太平;国家理论探究的重心不是政体更替的原因,而是天命何在、政道恒常的奥秘。中国经世主义预设了家国一体、家国兴盛的优先性,把人性放荡和失道暴君视为家国秩序的最大威胁,致中和、恤民生、大一统、公天下是政治学说的历史哲学基础。

中国政治学的这三个知识来源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学理路径。自由主义的路径集中体现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是一种先验论的建构,抽象的个人是分析的起点,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出于自我保存或财产权利,经由立约组成国家,国家的理性隐含在个人理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属于一种唯物史论的建构,其分析原点是生产力,经由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进而形成国家(上层建筑)。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必然产物,国家的逻辑和意义均展现在经济关系的历史变迁之中。中国传统经世主义的国家观是一种伦理经验论的建构,其路径是作为生民的个人,由血亲关系形成家庭、家族和宗族,再组成更大的文化性政治单位——国家(社稷),所谓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升华,盖缘于家国同构,这种性质也成全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理想。

表面上看,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经世主义的出发点都是个人,但前者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造物主创造个人,赋予个人权利,个人成为国家的逻辑基点;后者的个人是具体的文化的个人,个人只有生活在家庭、家族的乡土文化共同体中才有意义,家族是伦理的基本单位,国家的理性在于由近及远推向天下的和谐秩序——天下归仁,伦理为本。和这两者异趣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以脱离历史实践和需求的个人为出发点,当讲到人时,人的本质不过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身上体现的不是自然的属性,而是经济的社会的属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比“人”深刻。

建设中国政治学的前提

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在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学理的特征最明显,影响最大,虽然中国本土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政治革命,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定性,都使得中国大学教授的政治学在知识架构、知识资源、知识传播方面都具有浓厚的舶来特色。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制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的传播空间是相当有限的,而中国传统的经世主义自五四以后日趋式微,诸子百家至多只是政治学的思想史资源和文化背景,学术上并不构成对政治学科的直接的知识支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学这个源于西学的学科,因与中国革命实践存有根本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存有严重不适,在新政权除旧布新的建国方略中,其命运是不难想见的。随着政治学从中国大陆学科体制中被革除,西方自由主义不复存在,中国传统经世主义无人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成为政治(学)教育的一枝独秀。

这种情形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此时历史似乎出现某种反转:在政治学的学科恢复和知识重建的潮流中,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流派被大量引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的自由主义的知识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当然,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形成的既有地位,也构筑了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基本框架,使得学界对政治学的发展定位、基本范畴、核心命题、研究方法等大体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不过在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学理竞争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一个从意识形态化到知识形态化的转换过程。

而中国传统经世主义虽然经由政治学重开思想史领域研究的进路而开始生聚,逐渐复苏发展,但在如何处理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其革故鼎新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种状况与中国现代化的使命、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原理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不相适合,尤其是进入21世纪,和中国的民族复兴战略形成明显的落差。

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逻辑的把握,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国政治学的前提。首先,传统中国固然是多样性地理生态环境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体系,在政治上却是为了解决这种多样性而形成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大一统不仅是皇权统治的需要,更是基于族群生存的律令,是各民族历经无数战争和水患灾害自觉选择的结果。尽管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分裂动乱,但中央集权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形式,此为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它和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相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在这种体制下,个体的权利只有适合和满足族群整体生存的需要才是合理的,由此发展出和西方自由主义个人权利优先完全不同的集体(族群)权利优先的社会政治伦理。毋庸赘言,这种社会政治伦理在今天仍然深刻制约与影响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动机与方式。

其次,中国是一个采取和西方现代化不同发展方式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认识中国近代发展的特质是理解中国的基础。现代化就其在中国的起源来说,不是中国主动的选择,而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潮流中面临全面危机的反应。中国的现代化本来也可以走被殖民的道路,中国可以变成西方发达国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在成为发达国家附庸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二三流的“现代化”国家。但对于殖民帝国主义的西方人来说,这个国家有悠久的文明,有规模巨大的疆域和人口,有历史上领先于世界的繁荣强盛的记忆,有治理大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经验,有一批不甘沦为强邻附庸、怀抱复兴理想的民族精英,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史便翻转了其他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图谱,以革命的方式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以政治的方式解决资源动员的问题,以统筹的方式解决地区、城乡、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集权的方式解决超大国家的治理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打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相互抗衡的设定,形成了关于“国家—社会—个人”“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市场—企业”“长远利益—中期利益—眼前利益”诸如此类相互协调、统筹兼顾的一盘棋发展理念。

最后,最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中国“形态”最本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历史和回应世界文明的民族复兴运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是中国的制度要义,前者构筑了人民平等生存发展的经济社会权利,后者强调对人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政治保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和摆脱资本强制的人的自由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自由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扬弃。它不仅在政治哲学上挑战霍布斯洛克主义的假设,而且在政治科学上形成审视当代西方若干理论的批判性视角。令人遗憾的是,或因计划体制时期某些极端化政治的曲解,或因市场化改革后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的遮蔽,这些内容特别是学理层面的阐释在中国政治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体认、有力的挖掘和拓展。

中国政治学知识资源的调适

这丝毫没有低估恢复后的中国政治学的巨大进步,而是注意到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中心的当下,中国政治学承担的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使命,需要对其思想来源和学理资源作进一步的必要的调适,以此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第一,中国政治学是大国的政治学,大一统是大国维系的保证,中国政治学需要尊重和继承这份大一统的遗产,研究大一统的理由和机理,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探寻以现代的精神改造大一统的路径,维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第二,中国政治学是大国治理的政治学,大型复杂共同体的治理压力是其他体量的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政治学能出大思想、出好经验、出合理方案并由此与国际政治学界平等对话的根本凭恃。国家治理中的政党与国家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政治学关注的追求善治的基本范畴。

第三,中国政治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学,以人民为中心就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也不是以权力为中心。推进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保证人民对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福祉是中国政治学的出发点与归宿。

第四,中国政治学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注重民生绩效,追求国泰民安,谋划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小康社会理想,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使政治学具有强烈的事功色彩。其实在民族国家的时代,竞逐富强、走进世界中心是所有国家的梦想,中国政治学既然因改革开放而获重生,而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它必然要为改革开放而淬炼义理、再造经典。

第五,中国政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治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政治学认识客观对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革命、生产、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是政治学知识增长的动力之源,平等、均衡、公正、有效是政治学建构制度的价值尺度,自由、尊严和人的解放是政治学与时代偕行的内在要求,实践的、本土的、科学的、包容差异的学术导向和学术生态是政治学作为学科安身立命与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自由主义和经世主义中合理的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调适效力的。例如,以民生、均富、仁政为取向的经世主义知识传统,经过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洗涤而焕发青春,可从治理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建设提供支持,而被集体主义和善治中心主义所调适的自由主义,在解除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视国家为天敌的取向后,保留了其群己权界论的批判张力,可从权利保障方面增进和配合国家的法治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没有离场,亦无须离场,在某些层面上,它对幽暗人性的揭露,对利维坦扩张与生俱来的敏感忧虑,对程序和规则的强调,不啻为中国政治学得以面向多元世界、保持学习反思警醒能力的他山之石;传统经世主义也没有丧失其本来的价值,它把“天地之大德曰生”视为天道,从而把政治的建构置于人和自然的最基本关系之上的透彻明智,以及从“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衍生出来的对责任、秩序和权威的尊重,其实是中国政治学得以扎根大地、保持历史自省能力的一剂良药。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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