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届美国大选接近尾声，舆论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讨论也随之展开。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近日发表文章称，美国人本质上依然是国际主义者，并不赞成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机构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帕特里克也撰文表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转，“美国会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巴黎协定》，逆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并重回伊朗核协议以恢复美国在核不扩散中的信誉”。那么，随着政府换届，美国将会重新回到多边机制当中吗？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对立态势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尽管近年来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逆转，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由政府政策上的举动、跨国公司的联动等人为驱动，全面向技术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方向的技术驱动转变，5G时代以及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支持下的物联网比互联网连接更紧密，未来将不是某个人、某一国想不想要互联，而是个人或者国家能否孤立于全球化之网外而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对全球化趋势不会随着哪一个国家政府更迭政策改变而改变的信心所在。

其次，新一届政府可能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多边主义+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变。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既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机制，也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合。气候变化是民主党一直重点关注的议题，重新恢复与世卫组织的合作也符合新一届政府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头等大事的需要。因此，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很可能总体回到多边主义，回到特朗普政府之前退出的机制当中。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回不到过去，美国也回不到过去。新一届政府背后，美国政治精英对世界及全球化的一些认识在过去4年中有逐渐固化的趋势，虽然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前一届政府已经取得成果，符合美国利益的铺垫、做法，新一届政府没有理由放弃，而是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更具全面性、系统性、持久性、制度性的政策调整，并在与盟友的多边合作框架下建立一个更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而特朗普政府施政风格的跳跃性，事实上也为新一届政府闪转腾挪加以利用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因此，我们很可能将面对一个回到多边机制，但在多边的程序、规则和秩序当中保留一些“特朗普主义”色彩的美国。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新一届政府有可能说而不做，或者既不说也不承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目前各方都预测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回到气候变化的国家合作中去，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在民主党政府时期的1998年，考虑到参议院的态度，参加谈判的时任副总统戈尔象征性地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如今新一届政府与当年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巴黎协定》中有关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规定，以及对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作出的绝对值要求所涉及的碳排放、新能源政策变化成本和相应经济面临压缩的问题，都是影响新一届政府积极重回协定牺牲部分利益承担责任的因素。在国际贸易上，帕特里克在文章中也承认，新一届政府与特朗普的分歧不会那么戏剧性。美国未来将加强与世贸组织的合作，“退世”的情形大概率不会发生，但会推动WTO改革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前进。谈判数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停滞的跨大西洋伙伴协议很可能回归，考虑到协议的排他性标准（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被列入其中），其存在本身就是对WTO现有机制的某种针对。最后，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因此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因此，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也是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题中之义。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