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文明冲突论”掩饰的是霸权主义
2019年06月04日  |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  阅读量:3559

近来,“文明的冲突”重新成为国际舆论中的热门话题。有两件事成为诱因:第一是美国决策层正考虑基于“与差异巨大的文明作战”的思想,制定对华政策。第二是此前发生的斯里兰卡系列爆炸案,这次恐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斯里兰卡国防部长事后称,恐怖分子的动机就是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恐怖分子仅因宗教信仰差异便大开杀戒,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然而,用“文明冲突”解释现实矛盾,看似深刻玄奥、直达本质,实则似是而非、主次颠倒。

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意识形态诸多层次中,宗教信仰距离现实政治相当遥远,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是间接而有限的。许多反例表明,宗教信仰不同,并非爆发冲突的先决条件;宗教信仰相同,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和谐相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前世界诸多矛盾(包括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多是地缘博弈、经济竞争、强权政治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所致。因此,要想认识事物本质,不是将人间问题拉到天国,而是将天国的问题拉回人间。

“文明冲突论”将文明/文化因素当成矛盾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论。在西方社科理论中,历史唯心主义是一种常见现象。有美国学者坦承:“西方历史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因为西方所依赖的是根据理论所建立的模型。”中国领导人曾说: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例如,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是三大流行理论,其中现实主义接近唯物主义,但喜欢用静止、机械的形而上学眼光看问题(沃尔兹所说的“结构”就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其可以解释常态性现象,却无法预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落与灭亡。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社科领域唯心论传统的当代延续。

“文明冲突论”背后

用唯心史观引导政策和战略,就像从镜子中观察世界:表面上看,它所看到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但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用这种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指导外交战略,只会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美国用“文明冲突论”指导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就曾遭受重大挫折。20世纪前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形象良好,双方相处和睦。但二战后(尤其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霸权色彩越来越浓: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由此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拉一派,打一派”,使中东日渐陷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正因为美国推行霸权政策,才使中东反美主义情绪高涨,“9·11”事件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反美情绪的极端反应。

有意思的是,美国没有自我反思和批判,反而凭借话语优势,倒因为果,热炒“伊斯兰威胁论”。“9·11”事件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话语中,“文明”“文化”“宗教”“自由”“民主”等观念泛滥,日趋成为解释国际政治矛盾(包括反美恐怖主义)的理论起点。在回答“穆斯林为何恨美国”这一问题时,很多大腕学者将问题归咎于“文明冲突”,而看不到美国学者对自身政策的反思,也看不到对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深度批判。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知名东方学家伯纳德·路易斯认为,穆斯林反美情绪是源于对古代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竞争的历史性反应,源于自身政治经济的失败和无知,而非美国的过错。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就必须在伊斯兰世界推行民主改造。

理论上差之毫厘,行动就会离题万里。正是由于热衷于“文明冲突论”而看不到自己的霸权主义,小布什政府推出了“中东民主改造”“武力反恐”等偏激政策。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文明对抗”政策,既导致伊斯兰世界空前动荡,也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

霸权与好战的本质

殷鉴不远,美国却重拾“文明冲突论”,并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如今竭力遏制中国,主要缘于中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引发的战略焦虑。

然而,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本质根源,并非文明差异,而是两国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异: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美国则热衷于战争。今年4月,特朗普曾致电前总统卡特,表示对“中国正超越我们”感到不安,并寻求对策。卡特就认为,中国没有将一分钱浪费在战争上,美国则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这是中美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看,“文明的冲突”成为美国对自身霸权、好战的掩饰,而之所以如此好战,本质是垄断资本牟利所致。一则,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二则,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目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美国只能靠债务维持繁荣假象。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混乱,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回流美国,这使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制造战乱。三则,美国金融寡头与军工复合体相互勾结,已形成“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经济军事化机制。目前,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远远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实际成为垄断资本从中渔利的工具。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主要受益者就是军火商和投资银行家,美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则承受巨大代价。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外敌,而是国内高度异化的垄断资本。

遗憾的是,当前的美国决策者不能或不敢正视主要矛盾,也没有吸取此前与伊斯兰世界因为矛盾冲突带来的惨痛教训,反而开始用“文明间冲突”的标签定位中美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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