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缘起于音乐学研究的声音景观，由于关注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成为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代中国重要的声音景观——陕北民歌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作者发现，陕北民歌由一个与陕北地方关系密切的声音景观，在演变成为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地域分布迅速扩展到全国。在这一过程中，陕北民歌表面上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但实质上，藉由唤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圣地这一地方意象的记忆，陕北地方在陕北民歌地域扩展过程一直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关联。

一、研究缘起

声音景观(soundscape)是近十几年来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意欲在我们熟识的文本、图像资料之外，强调声音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为在过往的文化地理研究中，我们借以研究地方文化和文化地域差异的材料多以可视性的景观要素为主，而除语言(方言)之外的由听觉获取的文化要素，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礼俗中的音乐与民间乐曲等，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声音可以更直接地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官记忆，从而成为与可视的物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有着同等价值的文化景观要素。缘起于音乐学研究的声音景观概念正是试图纠正人们对声音以及声音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忽视，进而为文化地理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最早提出soundscape的是加拿大作曲家Ｒ．Murray Schafer。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启用这个词时，Schafer正带领着研究小组调查温哥华的“环境中的音乐”。在这个项目中，他的目标是试图描绘环境中的噪声污染，因此将调查的范围从自然声与人工声延伸到记忆声、联想声、文化声、社会声等。为了准确地描述他的工作，Schafer在之后试图给soundscape一个最明确的定义:“soundscape，即声音环境。具体来讲，作为声音环境的任何组成都被视为它的研究范畴。”显然，Schafer借用了地理学中景观或地理景观(landscape)的概念，将声音纳入到环境的范畴，视之为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声音景观的概念一经提出，很快从音乐学界扩展到其他学科。澳大利亚学者David Garrioch详细研究了17世纪以来社会与政治结构变化下欧洲城市的声音景观的演变历程，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城市声音景观的演变中，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是其中的关键词。而法国学者Olivier Balay则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里昂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声音景观的演变，指出由于街道的宽度与布局以及建筑外立面的变化，导致了里昂的城市声音景观在一个世纪内发生了重大变化。韩国学者Joo Young Hong和Jin Yong Jeon也基本采用同样的研究理路，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城市交通噪音、人声、水声和鸟鸣等的声音数据，用空间统计建模的方式绘制了首尔城市声音景观地图，再参考心理声学参数分析区域声音景观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

透过声音景观分析身份认同、地方记忆、权力关系等的研究也十分兴盛。如PinarYelmi在对伊斯坦布尔的声音景观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声音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意识;Konca Saher和Murat Cetin则借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透过分析音乐在公共场所中政治抗议活动的作用，讨论声音景观与身份建构、社会区隔和极化以及权力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声音景观的研究主要是在音乐学界展开，他们用“音乐景观”替代了声音景观以描述音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更进一步与文化地理学对接，将“声音景观”的理念运用到建构音乐地理学中，且成绩斐然。然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讨论声音景观，尤其是透过历史过程中声音景观的变迁所呈现出的地方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在国内学界还尚未展开。因此笔者不揣鄙陋，试图以陕北民歌为个例，分析陕北民歌在近代政治过程中其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揭示声音景观演变过程中地方的作用及其所隐含的地方意义与地方价值，以期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有新的推进。

二、民国初年以前陕北地区及陕北民歌

陕北为陕西省北部地区的简称，地处我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南与关中平原以渭北山地为界，东隔黄河峡谷与山西省相望，西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相接，北以毛乌素沙地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行政区划包括陕西省榆林市和延安市两个地区，如下图所示。

陕北地区自南而北从暖温带半温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半干旱气候，自然植被依次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干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因偏处内陆，气候表现为大陆性强，季节分明且降水集中分布在夏季，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横穿其北部地区，成为雨养农业分布的北界。同时，地貌以侵蚀沟谷发育的黄土丘陵和黄土台原为主，区域内部纵横、地形破碎。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地带分布有风沙地貌，整个区域海拔在800～1300米。

陕北地区人类开垦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渐次纳入华夏文明体系中。秦惠文君时，其地入秦，置上郡以辖之，土地得到开垦。西汉时期，该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其人“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为农牧交错地带。东汉中叶至南北朝，陕北之地尽入羌胡，除南部上郡为“勤于稼穑，多畜牧”，农牧并重发展外，其北部地区则以游牧经济为主。唐初，李靖击败突厥颉利可汗，其部落归降后，唐政府在陕北地区置六胡州以处之，使得这里“雁聚河流浊，羊群碛草膻”，纯然为边塞游牧景观。中唐后陕北又接纳大批内迁的党项人，延至北宋时，“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因之成为北宋与西夏党项族反复争夺之地。元代设延安路。明代因陕北与蒙古鄂尔多斯部交界，明廷设延绥镇以防之，经济上仍为“务本业，多畜牧”的半农半牧区。清代以后，陕北不再为边防重镇，农耕业有所发展，农牧界线迅速向北推移。到了清中期，陕北大部地区已为“士习淳厚，民情质鲁，黜纷扰而崇俭朴，鲜服贾而多务农”的农耕区。

正是因为长期地处边鄙，直到民国初年，陕北地区仍是“民风质朴，安于旧习，鲜具外界之知识”的地区。与此同时，外界对其地域文化特性也少有了解，即使是当地地方志中，对地方文化的介绍也极为简略，更遑论作为乡野俚俗的陕北民歌。

流行于陕北地区的陕北民歌，根据当代调查，按体裁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类。其中，号子又分为黄河船工号子、打夯号子、打硪号子和绞煤号子;山歌分为信天游和山曲;小调则分为一般小调、丝弦小调、社火小调、风俗小调和儿歌。虽然陕北民歌种类多样，其音乐特色却十分鲜明，极具地方特色:最典型的音调是在五声(或七声)的徴、商、羽调式基础上，由调式主音及其上、下方五度音构成的双四度叠置音调。这种音调在歌曲中的形态，大体可以见到以下四种:第一种是以这种音调贯穿全曲，用它作为全曲的骨干框架，其他音调只作为对框架的润饰，如《不唱山歌不好盛》;第二种是在曲首、曲终、转折处或乐句句尾等重要部位，强调地使用由双四度构成的乐汇，与其他非四度叠置的音调形成对比，像《赶牲灵》《兰花花》等都属于此列;第三种是用两种双四度叠置音调交叉构成一个统一的曲调，如《三十里铺》;第四种是临时性在以某种双四度音调框架为主的曲调中，引入其他四度跳进音调。由此可以看出，陕北民歌是一种具有典型北方农牧交错带音乐特征的民歌形式，是一种与陕北地方相谐的声音景观:“陕北的脚夫在山谷中赶着牲口的时候，陕北的妇女在摇着纺车的时候，就常常唱起‘信天游’来。”瑏瑠显然，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论，它属于风雅颂中的国风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