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对陕北民歌进行收集记录者，是曾在陕北定边一带传教的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神父彭嵩寿(Joseph Van Oost)。彭嵩寿神父在进入中国传教之前，在比利时受过系统而专业的音乐学训练，因此到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后，很快就注意到这里的民间音乐，并系统整理与记录了当地民歌。他整理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汉族民歌》(Chansons populaires Chinoises de InＲegion Sud des Ortos)，发表在1912年期的《人类学》杂志上。其中，位于鄂尔多斯南缘的今陕北北部地区的民歌也收集在内，因此这篇文章成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以现代音乐人类学方式记录陕北民歌的历史文献。然而，由于这一文献是用法文发表在维也纳的刊物上，故长期并未为国内学界所知。因此，陕北民歌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处于寂寂无闻状态。

不过，陕北民歌不为外人所知的状况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最终从乡野之声转变为庙堂之乐，由风至雅，再到颂，而这一身份的转换，与近代中国政局的变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由边缘到中心: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陕北民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自此，红军三大主力在地处西北荒僻之地的陕甘宁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联合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在延安成立，所辖地域包括陕西的延安、榆林西部和相邻的甘肃、宁夏部分地区。

成立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因为强调民主、自由、公正，一时间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延续民国年间民俗调查的传统，加之中国共产党强调的“群众路线”，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走入陕北乡村，积极从民间寻求素材，以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运动与时代精神。

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位于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成立了不同的小组，分赴陕甘宁边区各地采风，收集了大量的陕北民歌。后来流传于世的《蓝花花》《走西口》《揽工调》等陕北民歌，正是此时被采集挖掘出来。这些带有浓厚地方色彩和反映地方风情的民歌，大多经过整理后收入1945年由鲁迅艺术文学院整理编辑出版的《陕北民歌选》。此书也成为这一时期陕北民歌的集大成者。藉由此书和陕甘宁边区大批知识分子分赴各地进行抗战宣传，陕北民歌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进入民众视野的陕北民歌，因整理者或为颇有学术造诣的学者，或为极具音乐修养的音乐家，尽管所收录的“每首民歌，均请戏音系的同志用简谱配上了原来的曲调，附在各辑底后面，以便读者底视唱而广流传”，但由于编者认为，“至于各首民歌中的衬字衬句，凡夹在句中，读起来不方便者，悉删去”。因此，《陕北民歌集》中的民歌，已失去它们在乡野中所特有的质朴色彩，开始由俗入雅。

不仅如此，面对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和生产建设，这一时期在陕北地区还产生了大量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型民歌。在《陕北民歌选》中，第四辑“刘志丹”和第五辑“骑白马”两辑共三十八首民歌“全是反映苏维埃运动的革命民歌”和“主要是反映抗战及边区建设的”新民歌。如第四辑中的《刘志丹》《葭吴米脂城》《打开米脂城》《打南沟岔》《打开延安城》等都属于反映陕北苏维埃运动的民歌，其歌词带有鲜明的土地革命色彩。如《打开清涧城》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打开清涧城，先杀白秀珍，保甲民团一扫光，豪绅地主都肃清，活捉惠华亭。”第五辑虽然以表现抗战与边区生产建设的民歌为主，但由于“陕北没有遭遇过日本法西斯的直接的蹂躏，所以抗战期间产生的抗日民歌并不很多”，大多数民歌是反映边区政府的大生产运动的。

1939年初，面对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鼓励边区人民群众和中共中央所属的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劳动生产，以改善边区的经济困境。随后，边区政府在1939年4月10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从组织上加强了对群众生产的动员与管理。在边区政府的主持与动员下，陕甘宁边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极大地调动了边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陕北民歌创作的主题，“反映民主建设的歌曲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些歌曲大多以颂扬劳动模范为主，如《劳动英雄王科》《石明德》，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运动，而且表现出来了新社会的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感觉”。

在由土地革命和大生产运动带动下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就连陕北民歌中最多见的男女情爱及婚姻主题也染上了革命的色彩。如《陕北民歌选》第五辑中的《三十里铺》，就是以一位陕北姑娘的口吻，咏叹她与情人三哥哥之间的爱情故事。和旧民歌所着重的个人感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剧烈冲突有所不同，《三十里铺》歌词中透露出的只是个人情感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洗了手和白面，三哥哥今天上前线，任务拟在定边县，三年二年不得见。”

与《三十里铺》只是隐约透露出时代信息不同，这一时期流行在陕北的大多数情歌则用更直白的方式表达爱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新民歌中，情歌也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新的内容。妇女们选择对象以政治条件为主了。他们或者一起参加革命:“你当兵，我宣传，咱们闹革命多喜欢。”他们或者互相约好:“革命成功再结婚。”他们分别的时候，不再是悲伤地哭泣，而是乐观地等待，“你当红军我劳动，革命成功咱再重逢。”有的妇女的觉悟程度竟至有这样高:“只要革命能成功，牺牲我男人没要紧。”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妇女。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男女关系。这表现了这些劳动妇女已经知道个人的幸福是和革命事业紧紧相联系的，而不再像过去的妇女一样只把希望寄托在恋爱和结婚上面。

此时的新民歌在反映婚姻内容时，也与旧民歌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同于旧民歌中妇女们哀叹其婚姻生活的不幸，这时的民歌主要表达她们要打破旧有不幸婚姻关系的强烈愿望:“杜梨树树开白花，至死还要说离婚的话，老麻子开花结疙瘩，改朝换世寻好汉!先死上婆婆后死汉，胳夹上鞋包包再寻汉!”对于这样大胆地表达对旧有婚姻不满和新式婚姻渴望的民歌，著名音乐家何其芳先生认为:

这些作品之所以有着这样的精神，我想，可能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时候，陕北许多地区已经经历了土地革命的烈火的洗礼的缘故。

如上所述，在进步知识分子和边区政治的联手打造下，陕北民歌在革命的浪潮中奠定了其红色的基调，并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声音景观:“说那时无论红军的土兵和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是那样喜欢歌唱革命的歌曲，到处都是歌声。”不仅如此，这一声音景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陕北的一些新民歌中，我们却可以相当充分地感到现代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如火如荼的气概。”

显而见之，此时的陕北民歌不再是一个局限于边鄙、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音乐种类，而是开始走向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心。与此同时，它也逐渐摆脱了旧有民歌在语言表达上的质直与素朴，不断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广为流传所带来的语言环境的变化，由俗入雅，由边缘到中心，由个体性的和地方性的叙事为主转而更具大众性和普适性的表达。

四、近代政治与陕北民歌的地域扩散

如前所述，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和边区政府的发展，陕北民歌在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导下逐渐由底层民众歌唱心声的民间歌曲演变为反映时代、反映革命的时代歌曲。在变俗为雅的同时，陕北民歌也渐渐脱离了它原有的发展路径，开始与政治建立起密切的关联。陕北民歌与中国革命的关联，使得它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及紧随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从陕北地区、从陕甘宁边区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陕北民歌再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赞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颂歌。

著名音乐家贺敬之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陕北民歌的新变化，他在1946年《人民日报》中发表《人民歌颂毛泽东》一文，对这一时期的陕北民歌进行总结道: